辛亥鼎革士子的政治选择及其对革命的认知(2)
辛亥革命网 2011-03-18 00:00 来源： 作者：赵蕊 查看：
有的士子一方面为了保持道德的圆满，尽量不介入政治；而另一方面则为了稻粮谋仍然要端民国的饭碗，例如陈荣昌的高足蒋谷，在鼎革时“志在藏身”，陈则劝其就任秘书一职，认为“秘书一秩，实等于糊口卖文。藉微僚以韬晦，庶绝迹于要津。”因此蒋谷辞去法制局局长、团务局长、政务厅内务科佥事等职，而仅任军府秘书一职，后来又因陈荣昌的推荐出任图书馆馆长一职。 更有的士子对民国颇有微辞，但仍出仕民国。例如施有奎，其认为“民国肇造，大权下移，名日共和，实则交乱，……”见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藏书《存古轩文集》手抄本之施有奎著《与陈小圃启》），可是革命后，他仍然被革命党拥为云南银行行长，直到护国运动后才退隐家中。可见，就是对民国颇不以为然的士子，在民国仍然有他的生存空间。
（二）勉强入仕，服务民国
这一类士子面对民国时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他们对于出处大节考验一时不能释怀，但往往为了更为长远和实际的考虑，从而愿意出仕。他们往往表现出不得已为之的勉强态度，一方面他们有传统士子那样澄清天下的抱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对于忠孝大节又难以割舍，内心世界特别矛盾。不过这种内心的挣扎也只是短期的，一旦进入民国，也就心存倘然了。这一类型以席聘臣、赵藩较为典型。席聘臣是庚子辛丑恩科举人，选送京师大学堂，后赴日本，入第一高等学校，升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归国，考列最优等，奖法政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宣统三年（1911年），席聘臣由日本留学归国，山东提学使陈荣昌延揽入学务公所任专门课长，未几又被李经羲调入滇中襄助学务。席聘臣回滇不久就发生了昆明“重九起义”，革命派延聘其入军政府。他对此颇是踯躅，认为于个人出处不好交代，打算做“遗民”。然而，他父亲却鼓励他出世，“身居桑梓，目睹桑梓糜烂可乎？维持一分使桑梓少一分之破坏，多一分之元气，胜于隐居多矣！”（见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藏书席聘臣著《养浩然斋丛书凋三稿1席聘臣听从了父亲的意见，出而任事，先后担任云南财政司副司长、审计分处处长、监督参政参事、中央参议院议员、财政会议代表、司法部首席秘书等职。
赵藩同样是从维护大局考虑，愿意出山，澄清天下。赵藩于1910年II月间自四川告养家居。1911年9月四川保路风潮扩展为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全省政局混乱，而赵的侧室还留在眉州，赵准备把其接回剑川。这时岑春煊、端方、赵尔丰迭电敦促他赴四川协助调解，滇督李经羲也迭电令其入省参加谘议局。赵藩不得已出而任事，至大理时，闻省垣反正消息，“拟即回里养亲”（见赵宗瀚著《樾村赵府君行状》第10页，民国年间印），受众绅推戴，请其入刚成立的迤西自治总机关部，共同维持秩序。赵藩开始犹豫不决，请命丁父亲赵联元，赵联元告以“宜预与当轴约，勉出卫桑梓，事平辞赏，归我初服，庶几其可。”阳]赵藩听从父亲的建议，答应出任自治机关总理。无论是在赵藩以后的表述还是其弟子的表述中，此行都为“逼征而出”，表现出十分不愿意之态。但当迤西出现混乱的局面时，在李根源的推荐下，军府委任赵藩为迤西道兼安抚使，专门处理迤西纷争，赵藩仍当仁不让，引为己任。在解决了迤西事务以后，适逢老父生病，赵藩辞职回家养亲，然而数月后被选为参议院议员。赵藩再也没有当初的那种谨慎，而是意气风发地入京参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