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与儒学(3)
辛亥革命网 2010-07-24 00:00 来源：《人民日报》(1988.03.21) 作者：耿云志 查看：
近年颇闻有复兴儒家思想的议论，早几年甚至有人提出“复兴儒家哲学是现代化的途径”。在我看来，中国在现代化的路上走出的最初几步，几乎都同批判儒家思想，突破儒家政治、伦理的框架束缚密切相关。现在究竟有什么证据证明，这种曾经不利于中国人走上近代发展的途径，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了两千年之久的学说，突然变得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了呢？
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有力的证据。
有人说，日本人利用儒家伦理观念以加强企业管理，由此证明儒学可以复兴。这完全是形式主义看问题，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试问，如果把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所取得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进步统统去掉，靠儒家伦理学能够建立起今天日本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称雄的现代经济吗？还有人喜欢做无类比附（这是儒学传统逻辑！），说什么西方现代化过程是以复兴古代希腊的文化开其端的，中国未尝不可以复兴儒家思想开其端。这话全无道理。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现古代活跃的民族精神，以打破神权统治和一切束缚个性的中世纪的制度习俗，并不是复兴某一个古代学派。如果要类比的话，只能说，在中国，复活先秦时代那种“百家争鸣”的活跃的民族精神，是可以有助于现代化的；而不能说是复兴儒学，尤其不能说恢复那种与中世纪的统治政权紧密结合，变得越来越保守的儒学。
我认为，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它的价值首先应在于能够启发智慧指导行动。哲学若失掉了这种功能，它就没有生命力。古代知识分子笃信儒家教条大体可以应付他们的生活环境。在今天，若要中国人重新笃信儒家教条，那恐怕是绝无可能。因为中国人现时的生活环境已完全不同于儒学昌明的那个时代了。
那么，现在何以会有人眷恋儒学，欣赏“天人合一”之类颇带神秘主义的命题呢？我想，这同西方某些思想家和海外一些汉学学者的心态有关。
西方现代社会生活充满了紧张感，使许多人感到难以忍受的压力。他们在儒学中看到和无寡、均无贫、安无倾的社会理想，庸言庸行、无偏无党的中庸哲学，以及“天人合一”的高妙的精神境界，使它们感到异样的温馨、和平、缓畅和安适。但我相信，这只能是一种短暂的精神享受。当生活的节奏重新把他们抛入竞争生活的漩涡时，支配他们的精神的，绝不会是这种儒家思想。
这种在东方文明中，特别是在中国儒家思想中寻求精神安慰的倾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些日子里曾经盛极一时，中国一部分学者也曾企图在国内提倡这一倾向，但没有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四十多年来，科学与工业更加迅速发展，除了造成人们精神上的高度紧张之外，它还时时让人感到一种人类毁灭自己的危险。于是人们纷纷议论，科学与工业的进步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破坏了人类自身生存的环境。于是保护生态环境的理论出现了，绿色和平组织出现了，等等。可是，谁都知道，这同中国儒家的思想并无关系。和历史上任何一次新思潮的兴起、新学说的出现一样，它们首先是环境逼迫的产物，而不是古代先知启示的结果。用当前人们对保护生态环境的关切来证明儒学可以复兴，这是前人用惯了的方法：任何外来新思想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
老实说，中国的现代化现在仍处于起步的阶段，中国人远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所有的那种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律所造成的压迫感。如果中国古代的儒学真能帮助西方的人们摆脱现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弊端，我想一向胸襟大度的中国人决不会藏宝不献，就请他们尽情地享用吧。但我们却不能指望依靠儒学的复兴达到现代化的目的。中国文化的基本课题是要把全民族的生活引到适应现代化的途径，不存在什么儒学的现代化，或是其他任何古代思想的现代化的问题。过去了的东西，就让它过去，没有必要死抓住不放。
归根到底，一切传统的和外来的文化，都必须接受实际生活的检验，由生活本身决定弃取；决不是“圣人”设计好公式，然后交给小百姓去应用。在文化的问题上，株守先儒旧说，自我膨胀，排斥其他，是最愚陋的文化心态。真正的传统文化不在书本中，而是在民族的生活中。一切古来的、外来的文化都只能在实际生活中循用新陈代谢的规律走完自己的历程。谁也无力把人们实际所不需要的东西长久地强加给人们。同样地，谁也无力把一种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彻底消灭。所以，我认为在文化问题上，最健全的态度应该是“兼容并包，实践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