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科学救国思潮的社会影响(3)
辛亥革命网 2011-03-06 00:00 来源：学术研究 作者：王业兴 查看：
“科学救国”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的。首先，科学救国思想，成为辛亥革命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摆脱痛苦彷徨，投身科学事业的精神动力，这一思潮为他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道路。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武昌起义后曾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辛亥革命失败后，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他感到既然“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的秽气，计算年龄尚不算大，不如再读书十年，准备一份力量。”1914年他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业，1918年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后又获该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他为中国的地质力学和石油勘察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科学救国”思潮激发了海外学子学成归国的热情。曾经就读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工业学院的梅贻琦1914年毕业后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1914年张贻惠归国后到北高师教物理。1918年胡刚复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堂物理教授。这些从海外归来的学子，成了我国近代物理学的第一批开路先锋。据1918年所统计的1124名留学人员中，学自然科学的有700多人，他们抱着科学救国的宏愿，远涉重洋，学成归国后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了成就，而且以自己的救国强国的情怀和丰富的学识，引导更多的青年学生走上科学奋斗之路。
其次，“科学救国”思潮转变了中国人对科学作用的认识，从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奇技淫巧”到认为科技是富国强兵之术，这是中国人认识上的一种飞跃。不仅如此，辛亥革命后的“科学救国”思潮使得人们对科学的内涵有了更深的理解：“社会问题必须用科学解决”，中国人在政治、道德、学术思想上“久经痼疾”，只有“欧洲近世确有价值的科学”，才能救助中国，只有运用“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才能使“学术兴，真理明”。只有“赛先生”和“德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把科学同社会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社会组织，日益复杂，人生真相，日渐明了。一切建设，一切救济，所需于科学大家者，视破坏时代之仰望舍身济人之英雄更为迫切。”傅斯年在论及人生问题时认为，是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和《人所从出>“把生物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人生上去，于是乎人和人的关系又明白个大概，后来心理学又极发达，所有‘组织’‘机能’‘行为’各学派都有极深的研究，人的自身的内部又晓得了。”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人们对科学内涵及其作用认识的深化，是与辛亥革命后“科学救国”思潮的兴起分不开的。
再次，“科学救国”思潮启发人们以科学作为反封建反愚昧的武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坛上的一些情况令人啼笑皆非：“一方面既采用立宪共和政体，一方面又提倡尊君的孔教”，“一方面设立科学的教育，一方面又提倡非孔教的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的邪说”。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运用科学思想对封建迷信进行猛烈的批判，揭露扶乩所得之文，并非出自什么圣贤仙佛，而是骗人的把戏，有鬼之说更是荒唐可笑。因此，只有“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救治中国只有用求真求实、怀疑和批判的科学精神，以科学唤醒人民，摆脱愚昧。
最后，“科学救国”思潮进一步促使追求文明进步的知识分子用理性的目光科学的态度冷静地观察中国社会，剖析中国的国民性，检讨中国文化中落后的一面。陈独秀对国民中存在的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等恶劣品性非常不满，认为这将是造成亡国灭种之病根。有人深刻分析社会上“群德堕落，苟且之行偏于国中”之原因在于科学的不普及，“一则源于因果观念不明，不辨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二则源于缺乏培植‘不破性质’之动力，国人不觉何者调‘称心为好，。”独秀甚至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人的脑子被几千年底文学哲学闹得发昏，此时简直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头脑和兴趣”：中国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也值得反思，那种只重视“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与西方教育重视“直观自然界的现象”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重塑国民性，在社会上造成崇尚科学的风尚，“有四件事最要紧”：一是“出版界鼓吹科学思想”；二是“普通高校里强迫矫正重文史轻理科的习惯”；三是“高级学校里设立较高深的研究的机关”；四是出售科学用具。
“科学救国”思潮引起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变化，引发了中国文化的变革，中国文化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