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科学救国思潮的社会影响(2)
辛亥革命网 2011-03-06 00:00 来源：学术研究 作者：王业兴 查看：
“科学救国”思潮的兴起，引起了不少知识精英的关注。《曙光》杂志主编宋介连续在该刊上发表《完成与文明>、《科学与社会》、《天才与社会>等文章，阐述“科学救国”思想；《科学》杂志也连续发表任鸿隽、杨铨等人撰写的《科学与近世文明》、《科学与工业》、《科学与农业》、《科学与和平》、《科学与知行》一、《中国科学的前途》等系列文章，使“科学救国”思想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
“科学救国”思潮作为社会转型期的文化现象，人们首先聚焦于“科学”含义的探讨。《科学》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任鸿隽说：“科学者，智识而有系统之大命，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译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杨铨对“科学”作了这样的解释：“科学果何物乎？泛言之为一切有系统之知识，严格言之，惟应用科学方法之事物乃为科学。”“科学者，以性质而言，实验之学也，离研究则科学不立。”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撰文指出：科学者，“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拆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人们对于“科学”含义的理解，与当时的普遍解释趋于一致，大体相同：“科学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性研究。”
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它的含义，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的内在精神成为许多人探讨的内容。任鸿隽在《科学精神论》中阐释：“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而已。”“真理的特征”，就是“有多数之事实为之佐证。”因此，“崇实”与“贵确”是科学精神的两个基本因素。⑨胡明复以相类似的观点表达了自己对科学精神的理解：“科学之精神，即科学方法之精神”，“科学方法之惟一精神”，就是“求真”和“立真去伪”。它“直接影响于人类之思想者，日排除迷信与盲从。”《新潮》杂志也参加了有关。科学精神”这一问题的讨论，毛子水撰文认为：“对于一种事实，有一个确的公平的解析，不盲从他人的说话，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择善而从，这就是‘科学的精神…。陈独秀认为，科学精神就是“别是非，明真伪”，并大声疾呼“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都应严守科学方法。”
在关于“科学救国”的理性探讨中，许多人看到了科学发展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他们把经济的变化看作“是一切环境变化之根源，其他则随之变化，想改变文化环境还要先改变经济环“科学的伟大发明，也足以使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兼经济的与文化的。因为科学的伟大发明能够介绍一种新社会因子进来，不由得环境不发生变化。(1)各种社会制度之不适宜的、不合理的，受了文明的变化的影响可以渐归消灭。(2)各种学术内容之虚伪的、错谬的，受了文明变化的影响自然也被淘汰。”他们以经济基础、生产力标准来衡量科学的价值：“科学是人类社会赶赴目的所坐的车子，进则俱进，退则俱退，步骤差不多是一致的。”社会的改造“不能抛开科学，科学进化一度，社会就要改造一度，科学的进化无止境，社会的改造也无穷期。”
在有关“科学救国”的探讨中，人们看到了中国“最大的缺憾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未能一致相应，物质文明虽有进步，社会科学依然幼稚，生活的享用是好了，人生的真义还不明了”，“过去许多理想国为什么实现不了，这也没有别的缘故，其初是因科学不发达，其后是因自然科学虽发达，社会科学还未发达”，只有使二者协调发展，方可“造出一个更新更适的生活组织”。“科学救国”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发展科学必须有一个适应科学家成长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和条件包括：“有一定的生活条件做保证；有资产但从事不赚钱的智慧事业；有丰富的实验设备；自由发表科学意见；科学研究不受任何人干涉；社会舆论要支持科学和科学研究的人；限制宗教权威”等等。这些思想观点，对于今天来说，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