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科学救国思潮的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网 2011-03-06 00:00 来源：学术研究 作者：王业兴 查看：
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的一次历史巨变，从武昌起义硝烟散去的那一刻起，就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希冀从这段历史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以供借鉴。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它使国人头脑中“民不可一日无君”的帝王思想发生‘了’动摇，确立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观念。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便中国人看到了光明与希望，并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辛亥革命后的“科学救国”思潮，无疑是这一影响的具体体现，本文拟对此作些阐述。
每当人们读到近代百年中国这段多灾多难的历史时，心情总是格外的沉重，“世间无物抵春秋，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正是这种心情的写照。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就此而沉沦：农民袖一次次反帝反封建的壮举，志士仁人一帖帖救国救民的良方，有识之士救亡图存的呐喊，封建朝廷为保皇位的新政，无不折射出国人对民族命运的关心。辛亥革命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闸门开启之后，人们对中国的前途倾注了更大的热情，并满怀激情地呼出了“20世纪之支那万岁”的宏亮口号。20世纪的中国，路怎么走？许多人都在思考着，各种治国方案各种社会思潮应运而生，不少知识分子发出了“祖国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需要科学技术”的呼喊。“吾国社会制度，既经根本上之革命矣，而学术思想之革命，将何出乎？此今日最有趣味而重要之问题，在20世纪之生存未实行科学出也。”柏林大学教授梅加夫1918年在中国留学生大会演说中断言：“中国受保守主义之统治，殆数千年，进步之，盖不足怪，今日之急务，莫如科学精神之普及，俾思想之趋于一偏者，得其平衡，而后有进步可言。”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任鸿隽等人对此说推崇备至，认为“其说颇是针发吾国人症结而药之”，并向中国人翻译介绍。科学救国不仅成了当时中国青年献身科学的口号，而且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
辛亥革命后“科学救国”思潮的兴起，与辛亥革命这一政治大转变为近代科技体制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密切相关，各种学会的建立则推动了这一思潮的兴起。辛亥革命打散了传统的政治结构，官僚阶层控制力削弱，各种学会和科学研究机构得到较快发展。1909年，蔡儒楷、张相文等27名地理工作者组成中国地学会，“联合同志，以研究本国地学为宗旨，旁及世界各国。”1913年，中华工程师学会成立，詹天佑当选为会长。1914年留美中国科学家任鸿隽等创立了中国科学社。1915年，中华医学会、中华医药学会成立。1918年，中国化学研究会成立。各学会团体还先后创办了一些刊物，如《政艺通报》、《中外算报》、《农学报》、《理科杂志》、《地学杂志》、《科学世界》、《中华工程师学会学报》、《中华医学杂志》等等。这些学会团体和科技刊物把国外最新的科技成果介绍到中国，“并且使它开花结果。”当时，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关于放射性物质的发现与理论、维生素的分离研究、石油成因理论、无线电理论、电影和航空理论等，都相继传入我国。这些最新的科技知识的传入，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也更加坚定了人们“科学救国”的信心。陈独秀断言：中国的发展，“必以科学为正轨”，“一事之兴，一物之细，无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鲁迅说：“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胡适认为“那光焰万丈的科学”，正是“再造文明”的利器。科学界的人士更加坚信：“今之时代，非科学竞争，不足以图存；非合群探讨，无以致学术之进步。”他们认为科学是促使国家富强的关键，“交通以科学启之，实业以科学兴之，战争攻守工具以科学成之。”
当时，一批中国留美学生在中国科学社成立后，也把科学救国、科学强国作为一种理想追求。1914年留学哈佛和康乃尔大学的赵元任、周仁、胡达、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杏佛）、任鸿隽、胡适之等发起创办《科学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为宗旨。不久，又拟订《科学社招股章程》，创办了“科学社”。到1915年，中国科学社发展到70名成员，分属于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农林、机械、电气、土木、采矿冶金等学科。到1919年，共604名会员中，有物理数学42人、化学273人、生物17人、农林44人、机械49人、电气60人、土木65人、采矿冶金79人、医药32人、经济48人、其他75人。丘代学会的建立和中国科学社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科技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使得以往耳目闭塞、闭门造车的局面得以扭转，也有利于中国近代科技汇入世界科技发展的大潮之中，从而使科学救国的思潮变为富强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