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辛亥革命关系新探(2)

    当南北议和、战事基本结束后，毛泽东决定离开新军，去学校读书。他看到肥皂学校的广告，觉得制造肥皂“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可以富国富民”，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看到法政学堂的广告，便做着“一个法律学家和大官”的梦；后来，看到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觉得“国家正在作经济战争，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想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看到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又想成为一个商业专家。毛泽东虽然有一定的爱国救亡意识，但在如何救国问题上还比较盲目。后就读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直到1918年6月。

    此一时期，毛泽东认为“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因此，在潜心“修学储能”的同时，毛泽东还关注社会问题和政局的发展，对时局有其独到见解。他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中感叹“吾国国民之愚也’，、“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提出从新民入手，改造国民性，以救亡图存；而且，他对社会现实极为不满，称：“当今之世，黯淡塞，非有强聒，狂澜谁鄣？”有一新天下之志。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毛泽东愤怒地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并认为日本乃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号召国人“磨砺以待日本”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暴露后，毛泽东在学校编印了《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鼓吹反袁。其时，他还致信黎锦熙，劝说黎不要为袁世凯所惑，“急归无恋”，信中称“方今恶声浪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

    但是，毛泽东对民主革命的意义认识不足，对封建军阀的本质认识不清，对暴力革命持反对态度。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湖南护国运动的判断并不准确，对湖南督军汤芗铭的本质认识不清。汤芗铭有“汤屠户”之称，是袁世凯的忠实走狗。湖南革命党人曾多次发起反袁驱汤斗争：护国运动中，程潜等发布了《布告汤芗铭罪状》，罗列了“汤芗铭在湘十大罪恶”，声讨其滔天罪行。但毛泽东却极力为汤辩护，对程潜、唐蟒、龙璋等人横加指责。他说：“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矣’，“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并指出：“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甚至称汤芗铭被逐后，“暴徒弹冠相庆，撼前之被压也，四捕调查，捕则杀之’,“呜呼，此法兰西恐怖时代之现象也。……由此观之，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也”。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低，对任何形式的暴革命都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最重要的还是秩序，而用暴力手段势必干扰和破坏秩序。1916年7月25日，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1917年又提出：“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他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提出“以大本大源为号召”，“从伦理学、哲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并认为这才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不二法门”。其后，他又仔细研读《伦理学原理》，并作了大量批注，对改造伦理学予以极大关注。后来，毛泽东还设立了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并在学友会附设夜学，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解决“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的障碍。1918年4月，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亦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19年7月毛泽东在为《湘江评论》撰写的创刊宣言中仍然坚持用温和的方法打倒强权，主张“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在此一时期，毛泽东虽然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但是其思想仍然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他还“模糊地景仰‘19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综上所述，那种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已经成为反帝反封的革命者的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虽然毛泽东参加了辛亥革命，但这并不是一种自觉的革命行动，只是一个具有远大志向的热血青年的冲动之举，他并没有明确的革命主张和革命要求；辛亥革命后，他认为革命已经过去，希望有一种良好的秩序进行建设，反对暴力革命，立足于伦理学的改造，试图从改良人心风俗入手，实现社会的改造。可以说，虽然此一时期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不乏民主爱国的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说，还只是一种社会改良思想，有一定的空想性和局限性。这在当时的爱国青年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是，青年毛泽东一直主张“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孜孜以求救国真理；同时，他“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积极投身救亡图存的社会实践，与时俱进，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思想日益激进。后来，毛泽东在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的影响下，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等救亡实践的失败，更是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刺激，其思想有了根本的转变。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并认为“政治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2月1日，他又给蔡和森复信，明确表示赞同蔡的主张，称“俄国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至此，毛泽东已经摆脱了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幻想，完全否定了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毅然决然地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亦已趋于准确、客观。他在《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中对湖南辛亥革命有了较为全面和正确的认识，他说：“湖南有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甲辰一役，萍醴丧亡，黄克强出遁，马福益骈首，清廷以其暴力，戮辱湘人。湖南不克先辛亥而推倒满清，早脱臣妾羁勒’’。同时，他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本质也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称：民国成立后，“袁盗当国，汤屠到湘，湖南于是第一次被征服。湘人驱汤，而北方段祺瑞又欲达其力征统一之迷梦。傅良佐以湘人而凭借北势，被命督湘，湖南于是第二次被征服。湘人起而逐傅，兵到岳阳，骤遇大敌，张敬尧连陷长宝，湖南于是第三次征服”。毛泽东成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后，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中国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是一次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对辛亥革命的地位和历史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财政支出总量保持同步增长。同时必须建立和完善水利建设资金的管理制度，确保资金投入的经济效益。水利部门要统一管理，使资金集中起来办大事，避免资金分散使用。各类水利工程建设都要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和资本金制度，责任主体应对项目建设的全过程负责并承担风险。各级水利行政主管部门部门要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要统筹安排使用各种渠道的资金，形成合力，保证投资效果。要加强资金管理，严格财务制度。无论是政府财政拨款，还是农村集体和农民筹集的资金，都必须做到专款专用，防止截留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