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辛亥革命关系新探

     长期以来，史学界以毛泽东在辛亥革命前剪掉了辫子、在辛亥革命中参加新军等为例证，认为辛亥革命时期毛泽东已经成为一个反帝反封的革命者。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在此，笔者以《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自传》等原始资料为基础，对毛泽东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对毛泽东早年政治思想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毛泽东8岁时入私塾读书，“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但他不喜欢经书，爱看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毛泽东读过<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不正经的书”，这些在“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的书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他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时，发现其中“没有种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后来，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自小便萌发了对社会不平的不满和对受压迫者的同情。13岁时，毛泽东读到了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是他接触新学之始，这本书激起了他继续求学的欲望。1910年，毛泽东在新式学堂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第一次系统地接触了西方自然科学和其他新学，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读而又读，一直到我能够背诵出来”，“很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此 大学讲师，博士时，他还从一本世界英杰传里，读到了拿破仑、叶卡  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华盛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  斯鸠和林肯等人的事迹，对同学萧三说：“中国也要  有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在读了一本关于瓜  分中国的小册子后，痛感“中国将亡矣！”“为祖国的  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不久，毛泽东还以“子任”为别名，取“以天下为己任”之意，矢志救国教民。

    1910年，湖南发生了一件影响毛泽东一生的事件——长沙抢米风潮，他“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了”。当地彭铁匠领导的哥老会起义亦给毛泽东极大触动，他对起义充满同情，认为彭是一位“英  雄，，．他还对本地小学一个激烈派教师反对神佛，提出把庙宇改成学校的意见表示赞同，对该教师钦慕不已。也正是这些事件给毛泽东“这已有着反叛性的青年头脑以永久的印象”。

    1911年春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后，18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报刊<民立报》，读到了革命志士反抗清廷的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  就难的情形，“极为感动，发现《民立报》里面充满了有刺激性的材料，同时也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会纲，毛泽东“激动异常’，是年5月，毛泽东参与湖南保路运动，对清政府压制人们的要求非常不满，随后，他和另一同学毅然剪去发辫，以表示“反满”情绪，并暗中攻击以强行剪去那些拒绝剪辫者的辫子。毛泽东还与反对剪辫的同学发生争论，“站在反满的政治基础上造成了相反的理论”。

    由上可知，毛泽东对社会现实颇为不满，对人民的反抗斗争深表同情，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不无崇敬，还亲自参与剪辫子等“造反”行动，但这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已经追随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转向民主革命了呢？

    笔者认为不能作如是观。此一时期，毛泽东虽然具有一种反满反清的政治冲动，但对待革命的态度还很模糊，且颇多矛盾。毛泽东自言：“在新皇宣统（溥仪）已统治了两年的时候，我才最初听到皇帝（光绪）与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时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反君主的人。老实说，我认为皇帝以及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好，和聪明的人。他们只需要康有为的变法就行了。我心醉于中国著名的君主一一尧舜、秦皇、汉武帝的史实，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籍。”此时，他对群众革命行为的态度亦比较含糊。1911年，韶山一带发生了粮荒，他父亲却将大量粮食运到城里，这引起了贫苦村民的不满，他们将其中的一船大米抢劫一空。对此，毛泽东表示：“我对他（指他父亲）不表同情。同时，我以为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毛泽东第一次读了《民立报》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主张将孙中山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毛泽东承认：“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有点糊里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我不很明了他们和新领袖的区别。”他对“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爱戴”的“立宪之国家”表示赞同，反对“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的“专制之国家”，并希望由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维新派进行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可见其思想基本上还停留在君主立宪的水平。严格地说，毛泽东还只是一个具有反帝爱国热情、某些排满意识和反叛思想的热血青年而已。

    武昌首义爆发后，湖南的政治局面随之一变。由于革命党人在学校鼓吹革命，毛泽东等人大受鼓舞，“决心加入革命军”，并决定和几个朋友到汉口去参加革命；长沙起义爆发后，毛泽东投笔从戎，加入湖南新军，决心“参加正规军队来帮助完成革命”，历时半年。此时，毛泽东18岁。很显然，参加湖南新军是毛泽东与辛亥革命最直接的关联，亦直接关系到对辛亥革命时期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评价。但笔者认为，毛泽东参加新军之事并不壮观，也没有太多的象征意味，也就是说，此举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政治思想有了飞跃式发展，也不能视为毛泽东民主革命思想形成的标志。

    毛泽东在湖南新军中只呆了半年，虽然他对时事和社会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毛泽东已经实现了爱国青年向革命青年的转变。他除了自己读报（每月饷银大都用于购买书报）、帮助士兵写家信外，实际上并未在很大程度上参加辛亥革命，对辛亥革命亦无太多影响。而且，他并不很清楚这场革命的意义，他入伍的主要目的是结交同志以改造社会。后来，由于“同队中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极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平庸之辈，而且有一个是流氓”。毛泽东觉得在新军中找不到实现理想和抱负的途径，加之，“认为革命已经过去”，便退出新军。可以说，毛泽东参加新军仅仅是一个有志青年在革命潮流的裹挟中，求索救国真理的一个不自觉的举动，亦可称之为不自觉的“革命”冲动。有学者亦曾指出：毛泽东投身革命并成为一名革命军的士兵，“应当说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冒失行动，尽管他多少有些爱国热情”，“说不定是一种离开了故乡正吸着时代的清新空气的18岁青年无牵挂一身轻的表现”。这种分析无疑是有见地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毛泽东还从当时与革命有关的报纸《湘江日报》上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并和其他学生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在他心目中“其实就是社会改良主义”，他对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还无从知晓，更谈不上已经倾向于无产阶级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