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理论局限及其思维根源(3)
辛亥革命网 2011-03-24 00:00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朱松美 查看：
梁、孙之间的驳难与《墨子公孟篇》所载墨、儒之间围绕“何者为乐”的辨难极为相似。墨子问儒者“何故为乐？”回答以“乐以为乐”。墨子回答说：“子未我应也。今我问何故为室，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日也’，是就日：‘何故为室’，日‘何故为乐’日：‘乐以为乐‘室以为室也。”墨子从“故”这个逻辑前提出发，要求儒者对“休故为乐”作出回答，而儒者却从情感出发进行解释，而不是从逻辑上或客观事实出发予以回答。所以，墨子对这样的回答表示不满。可见，在我国历史上，也曾产生过像墨子这样重视逻辑概念的明晰性、精确性。重视判断、推理的学派。但遗憾的是，秦汉以后，随着墨家学派在政治上的被冷落，它的特异于其它学派的思维方式也随之隐而不彰。而流传下来的是随着政治地位的巩固而巩固的以儒家为代表的“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这种思维“和西方的所谓理性分析思维是对立的，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概念分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及概念系统的逻辑化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这样的思维方式，其主要特征是重情感体验，轻理论思辨；重躬行实践，轻理论分析；重整体直觉，轻逻辑推理；重价值判断，轻事实判断。与西方的理性思维相比，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优势在于：由于重道德情感、整体直觉和宏观把握，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伦理发达和“天人合一”哲学，使中国人重视亲情、仁爱、友善，重视人与自然、与社会的一致与和谐。从而成为中国礼仪秩序、自然保护、山水艺术、中医中药的发育基础。而与优点相对应的则是它的缺点（劣势）：其一，对事物判断因过多注入情感因素而情绪化；其二，重经验直觉轻理论辨析而形成了概念模糊、歧义横生，不能形成严密、科学的理论结论以指导社会实践。如孔子对其思想核心“仁”的多重定义：孟子从“乍见孺子入井”的简单心理经验事实这样一个必要而非充分的论证条件，推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结论：康有为对民本与民主的混同以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概念不清和关系不明。均属此类。所以，1915年汪叔潜曾就“新”“旧”的界定问题指出中国旧有思维方式的缺陷，认为：中国自发生新旧问题以来迄今无人对“新”“旧”二字下一确切的定义。……因此之故一切现象，似新非新，似旧非旧，……“循此不变，势必至于举国之人不复有精神上之作用，吾不知国果何所以与立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辛亥革命期间理论匮乏的失望情绪。
作为辛亥革命的亲历者。吴玉章在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时也尖锐地指出：由于“民族主义”的理论缺陷，造成人们对革命真谛认识模糊，“把一切的仇恨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其中掺杂着汉族人民的种族主义情绪，还没有真正提高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结果放走了一个真正的民族敌人——外国侵略者。”而对于近代“民主”与传统“民本”概念的界定不清，“没有批判，反对那长时期统治中国的汉族的封建主义，这就又放过了一个内部的大敌人，也就是支持封建统治的汉族封建势力。就当时的社会情况看，民众，包括地方中坚势力对民主与专制、总统与皇帝等相应概念的认识的确一片混乱。有些地方大员发给孙中山的贺电、函札仍“或称大总统陛下，或书恭请圣安等字样”，地方士人则“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认为它只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个委婉的说法。’甚至“视共和与帝制无甚区别，且时以帝制之观念解释共和”
变革的年代可能出现观念的杂乱与滞后，但似这等新旧混淆、不伦不类的观念意识，出于权力中坚或知识阶层，便不仅仅是理论宣传不力、观念更新滞后的问题，而要归之于理论自身的不足所带来的观念混乱。
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本身的非严谨性、非科学性，必然造成观念的混乱，从而使实践失去准确的方向性。这是辛亥革命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这样说，当然无意于否认“三民主义”理论本身的综合性、创新性和革命性；也无意于否认孙中山在中国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贫弱走向富强的道路上的拓荒者的作用：更无意于否认辛亥革命在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伟大功绩。我们之所以如此追问，目的只在于认真审视以往走过的脚印，以走好现在和未来的每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