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理论局限及其思维根源
辛亥革命网 2011-03-24 00:00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朱松美 查看：
在中国的辛亥革命爆发前30年，即1878年夏，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中明确断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指的是理论思维对于社会实践的重要指导意义。
1898年试图通过君主立宪渐变封建体制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先觉者们在检讨与反省中走上革命的道路。从章炳麟、邹容、孙中山到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民主革命派终于在与改革派的论战中，换来了武昌起义的胜利。在接下来的4个月内成立了中华民国．迫使清帝退位，二千年的封建专制体制被推翻。然而，辉煌与隐忧同在，革命者权利的旁落，袁世凯、张勋的两度复辟及接踵而至的军阀混战，印证了辛亥革命在胜利中隐含的失败。对这次失败负责的，除了学界惯常分析的诸如：没有建立一支革命新军，外国势力的干预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民主理论的混乱以及导致这一混乱的致因——与西方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的中国传统的经验总合型思维模式。这一典型思维模式，主导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精英们对即将建立的“民主制度”缺乏理论上严谨、科学、辩证的逻辑分析，使“民主”概念内涵不清、外延不明，表现出明显的断裂、模糊与驳杂，从而使民主实践失去了准确的理论指引。
作为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首先应该具备的是观点明确、思路清晰、体系完整。辛亥革命的理论旗帜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一“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扶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的庞大的理论“创造”是否达到了自身体系的完善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分头考察民族、民权和民生。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也是“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出发点。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没有完全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以辛亥革命为界其“民族”的内涵前后有所不同。此前，他自称他的“民族主义”是“从种性发生出来”魄“民族主义”就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为我们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假如政权被不同种族的人所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一惭以我们总要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认得清楚，如果满人始终执迷，仍然把持政权，制驭汉族，那就汉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视的。显然，孙中山的早期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满汉之间的政治冲突，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现代意义，而在本质上成为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华夷之辨”的延续。如他自己所说：“盖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者也。’正是由于这种传统民族主义根柢作祟，才使他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认为：“今满洲政府已去，共和国体已成，民族、民权二大纲已达目的。’而一度放弃民族主义。此后不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挤压下，孙中山重提民族主义，这次针对的目标已与此前不同，不再是指中国境内的汉满、汉蒙等内部民族的冲突，而是指向中国与外国列强间，但这并不能说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有了清晰的认识，冲出了长期的狭隘民族主义局囿。相反，这只能说明，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内涵、外延的认识是模糊的，缺乏逻辑上严谨的理论论证。甚至可以说，对于类似“民族”的内涵是什么，民族革命所指向的对象是谁，新的“民族主义”思想理论与传统儒家的“夷夏之辨”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果有的话，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从来没有引起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和严格厘清。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民主“政治革命的根本”，所以，“民权”在孙中山这里主要是就政治上的“民主”而言。当我们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进行细致的考察后，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他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存在着较大的概念混同。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他的“民权主义”思想来源有两个：一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是欧美近代民主理论。他说：“中国古昔有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孙中山的民权理论到底吸收了哪些西方民主思想姑且不论，问题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吸收传统民本思想的同时，对近代民主与传统民本的区别又认识了多少。从孙中山的言论中，不难看出，在他看来，民权的理论在中国古已有之，除了以上所述外，在其他场合也多有论述：
中国进化比较欧美还要在先，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是见之于言论，没有形于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