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前的文化激进倾向(3)

    其三是平民化的思想立场。新式知识分子中已有小部分人出自下层家庭，人部分则出身于中等之家，他们或者与下层群众存在着先天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或者对下层群众接触了解较多，加上他们接受了诸如“人权”、“平等”的思想影响，从而把目光投向“下层社会”。

    翻阅20世纪头十年青年知识分子的文字著述，可知其主流是在民族主义的号召下，批判帝国主义的各种侵略方式，揭示中围所面临的全面而深刻的危机：在民权、民主的价值观照中，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揭露政治和社会的黑暗，代表劳苦人众陈诉他们身受的各种压制和困苦，鼓吹民主、共和，并以先觉者自居，鼓励人民脱除“奴隶之根性”，自求解放，成为自立、自主的新人。而且，重视科学，强调学习和运用科学的呼声也已经出现。因此可说其基本立场、方向和宣传内容值得充分肯定。不过在下述几个方面显现出或者有失偏颇，或者急躁求成，或者耽于空想的激进色彩。

    其一，对中围传统文化缺乏全面深入的理解分析，且走向极端。比如简单地使用“黑暗”、“野蛮”来概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把中围先秦以来的各种学派都称为“养成奴隶的学派”，把中围历代的教育称为“无数辈奴隶之教育”，以至“奴隶二字，遂制成吾国人一般之公脑”，造成中国人“奴隶性之恶毒”深而且烈。又如以“无圣”、“辟圣”相号召．一概否定前贤，否定权威，特别是猛攻孔子，称“支那者，政教混合之围也，亦恐惧，亦迷信”，而“为此厉阶者，非孔丘乎”？“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司胞者，二千余年矣”，所以“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通览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报刊上的文章，声讨孔子、批评孔学的作品并不少见，因此有理由说，讨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文化讨论问题，必须追溯到20 1Ll纪初年。    其二，全盘否定本民族固有的的纲常伦理，还提出“祖宗革命”、“毁家”之类的激进主张。当时有人认为，中困的学术、伦理、习惯乃至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均贯穿着三纲^常的意图，因此要实行“三纲革命”。他们认为，“所谓三纲，出于狡者之创造，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也”，简单地把纲常伦理称为“不合于人道”，不合“科学公理”，具有“迷信”、“野蛮”、“虚伪”的性质。又说“祖宗仅为传种之古生物”，崇拜祖宗只会“束缚其子孙，压制其子孙”，凶此对祖宗应该“平坟墓，火神牌”，以“破迷信”而“伸公理”之束缚，还有激进者更称“家也者，为万恶之首”，主张毁家。而毁家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前引《家庭革命说》的温和办法；一种如激烈的《毁家谭》主张从根本上不要家庭，男女自由结合而不用婚姻方式，不组成家庭；男女各自从业，亲人不互相扶养，“广设协助公会，多兴慈善事业”，“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作者解释说，“夫毁家非无家也，不过昔日之家小，今日之家人耳”。这种主张是中国人同思想和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奇异结合，显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实现。

    其三，体现为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已被梁启超攻击为“欲夺富人之所有以均诸平民”，“煽惑劳动者”，实行“贫民专政”。而少数青年知识分子持论更激烈，且错误地判断当时中国社会所处历史阶段，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发达”，仅有反封建制度的革命还不够，“但破贵贱界，而不破贫富界，则君主贵族之压制去，而资本家之压制方长”，所以还要消灭资本主义，实现“人同主义”的“平等主义”。他们不区分地主阶级和资本家的不同属性，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相等同，并仅从“平均、平等”来理解社会主义，显然失之简单。还有少数文章疾呼。甲民”奋起行动，“藉没富豪”，“殪此富人”，不仅从财产上，而且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和资本家，文字语言充满暴力色彩。还有人主张“废除私有制”，“废私有相续”，“废一切阶级”。又认为金钱使“世界社会，终入于黑暗之狱”，故“为社会上万千悲惨罪恶之源”，“非金钱消灭，则世道何有？”诸如此类尽属肤浅盲目的空谈。

    其四，是片面理解革命和“泛政治化”的文化倾向。少数血气方刚的青年，以为革命行动无非是“掷尔头颅，暴尔肝脑，……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还有人视革命主义即“破坏主义”、“暗杀主义”。作为过来人的胡祖舜回忆说，“当时所用笔名，日‘诛’、口‘杀’、曰‘迁’等字，每视其题材而择一用之。就上数字字面而言，实觉当日年少气盛，悍然无忌”。武汉《人江报》连续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人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均不用论证，不加分析说理，把LJ号缀属成文，作直接的呐喊，盼望“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的到来，几乎成为他们的共同心态。在这种时代氛围中，一切学术文化都成为“政治文化”，凡是人们较为熟悉的历史、事件、人物、学派和学说，都可能依据革命需要重新诠释．加以利用或批判，如通过叙述帝王言动之凶残、种族冲突之剧烈，来证明“非君”、“排满”的合理：批评孔子和儒学“助成专制”、“制造奴隶”以为接受西学开路。或在文章中作直白的政治宣示，或通过文艺演绎政治主张，尽管当时已有人量西学输入，但西学“影响于吾围学界者，惟政论为有力焉，而吾国学界青年之思潮亦惟喜政论而不喜科学”，“他们感到，搞政治才是人有可为的出路”，故“革命的实质是政治意识的迅速扩展和新的集团迅速被动员起来投入政治。其速度之快，以致现存的政治制度无法熔化他们”。对革命的片面理解和泛政治化的潮流趋势，在短期内可能对旧制度旧社会形成巨人的冲击，但从长远看来，这样的社会和传统还必须为重建社会秩序、重视专业分工、发展科学和文化付出代价。

    此文之作，并非为苛求近代中国的第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相反是对他们充满了理解：他们敏感而又自负，而祖国的危机，社会的不如人意，个人前途的不确定性以及知识和思想的不成熟，使“他们的理性世界夹杂着太多的感情成分，缺少严谨的科学实证和逻辑推理，因而对事物的批判和理想追求，带有浓厚的情绪化色彩”。对此应该无可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