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前的文化激进倾向
辛亥革命网 2011-03-24 00:00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袁咏红 查看：
所谓传统主流文化，是指以“仁一礼”结构为核心的思想意识及其文化构成，以纲常伦纪为取向的行为规范，以重农抑商、重义轻利为导向的社会价值和人生教育目标等系统观念。传统主流文化因这些实质和特征而具有调适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引导和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的功能，特定的现实理性精神和对社会人心的统摄能力。远在鸦片战争之前，传统主流文化的停滞、僵化、繁琐、徒有形式而无实效等弊端，就已渐被明敏之士所认识，但当时尚缺乏产生新质文化的条件，故深刻如龚自珍，也只能“药方只贩古时丹”。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从魏源、徐继畲开始，中经冯桂芬、洪仁开，到王韬、郭嵩焘、郑观应、康有为等人，一方面有感于中围所面临危机的日益深化，一方面利用更为便利的条件多方面地借鉴西学，凶而能对传统主流文化作出更多更深入的批判和反省，传统主流文化的一尊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以谭嗣同、梁启超为代表的青年文化精英，就是在这种脱胎于固有文化、但汲取了中围固有文化的积极因素和止面价值、且融合进人量西学成分的新型文化已渐趋形成的条件下应运而生。
传统主流文化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清末半个世纪中作了三次努力。一是曾国藩力图改变学风，一方面以重实求用的“经济之学”来扩充主流文化的内涵。他说“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口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口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人，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木；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曾围藩坚持以义理为根本，但突出强调了“躬行”和“经济”，力图挽救义理之学的空疏，舍去“考据”则意在除去汉学的繁琐。另一方面则主张破除汉宋的rJ户之见，其自称“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而“欲兼取二者之长”。不仅曾国藩如此，晚清的高官张之洞，学者陈澧、黄式三、邵懿辰、皮锡瑞等都赞同“汉宋兼采”，彼此会通，以协调儒学内部关系，共同对付危机，以维持其“学统”或“道统”的主流地位。
二是发端于冯桂芬，完成于张之洞的处置中西文化的“中体西用”范式的形成。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强调儒学的正宗地位和“经世致用”传统，突出儒学兴教化、正人心的政治功能；同时归纳了西学的内容，他概括“西学”为“西政、西艺、西史”。具体而言，“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西史”当然即西方历史知识。显然排除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学说和兴民权，开议院的制度措置，并将“西政”、“西艺”等限制在“用”的地位。这一方针通过洋务活动尤其是办学堂、派留学、设报馆、练新军等加以实施，维护传统的主流文化，又以主流文化来维护专制王权。
三是20 世纪初的废科举、兴学堂。废除八股考试和科举取士的呼声，在19世纪后20年中始终不绝，维新运动中清政府也对科举考试的内容作了若干改革，I司时开始兴办各类新式学堂。但由于科举考试尚未停止，多数读书人仍然抱着科举入仕的希望，使新式学堂的生源受到影响，“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清政府终于在1906年废了科举制度。但即使是在新式学堂中，仍然以《学务纲要》的形式，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止”，“中小学堂宜注意读经，以存圣教”。可见废科举、兴学堂仍是专制统治者在文化上的自救手段，目的仍在通过改造育人工具培养自己需要的维护者和后继者。
废科举、兴学堂更一方面阻断了读书人传统的读书做官的门径，迫使他们与现行体制疏离，另一方面更被新知识、新…：界吸引，成为探索躁动的新一代人。当时这些人主要分布在日本留学生和国内的新式学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