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前的文化激进倾向(2)

   眼光敏锐的梁启超1902～1903年就发现多数中国留日学生与维新时期的“士绅”不同，他称之为“无科第、无官阶”的“少年新进”，有时更称之为“年少躁进之士”。而同在1903年，张之洞在向朝廷提出议定对留学生的“约束章程”和“鼓励章程”时，也称“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知，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到1907年，张之洞发现国内学堂的情形也不妙：“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止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恶风恶俗，令人不忍睹闻，至有议请废罢‘四书’、‘五经’者”，“正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可见，无论是在留日学生中还是围内的“学堂新进之士”中，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越出范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为了具体了解1905年前后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年龄状况，罗福惠教授曾按“立宪派和倾向改良主义者”、“同盟会领导成员和重要职员”、“国内各地革命骨干分子”、“致力文字宜传的革命人士”、“国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南社及艺术界代表人物”、“科技界人士”等7种类型，统计了117人的年龄（断至1905年）、传统功名或所受教育、担任政府官职和家庭经济状况的人体情形。通过比较和分析，可以初步得出两点直观感受。

    其一，主张革命或倾向赞成革命的人，平均比主张立宪和倾向改良主义的人小一二十岁。后者如康有为、严复、林纾、刘鹗均生于19世纪50年代（马相伯更出生于1840年），较年轻的梁启超、徐勤、杨度、沈钧儒、王围维、黄炎培等，出生于70年代，到1905年他们均年在30岁左右。而前者中只有孙中山、蔡元培、陈少白、谭人凤、章太炎、吴稚晖等8人出生于60年代。其余60余人均出生于七八十年代，其中出生于1885年以前的朱执信、宋教仁、汪精卫、马君武、冯自由、张继、章士钊、鲁迅、马叙伦、刘师培等人，在同盟会成立时均只20多岁。而出生于1885年后的邹容、宁调元、黄侃、周实、汪东、柳亚子、詹人悲等人，还不到20岁。

    但环境和时代使得这批人无论是知识学问还是思想，都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早熟。孙中山、宋教仁、廖仲恺对各国政治、法律、经济财政问题的研究；马君武、蔡元培对中西文化的双向了解；秦力山、杨毓麟、鲁迅的思想深邃；章太炎围学造诣的博人精深：南社诸人诗文的才情并茂，至今足令研究者叹服。柳亚子写出在诗坛上产生巨人影响的长诗《放歌》，汪东在《民报》上发表批驳康有为等人的鸿篇巨制《正明夷（法困革命史论）》和《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时，都只有十六七岁。邹容写《革命军》时才18岁。刘师培写《读左札记》、《周末学术史序》、《围学发微》，马叙伦写《古政述微》、《孔氏政治学拾微》等相当专精的学术长文时，都是刚刚年过20。

    其二，在科举功名和出仕任官方面，青年知识分子与立宪派人士也有较人差异。已统计的立宪派25人中，秀才有徐勤、宋恕、马相伯、王国维、李伯元、孟森等6人。举人有梁启超、麦孟华、汪康年、杨度、黄炎培、林纾、曾朴等7人。进士有张元济、康有为、沈钧儒、夏曾佑等4人。即25人中有传统功名者共17人，所占比例为2/3。这25人中，在作官或在衙门及官办学堂、企事业中任职当差者共有10人，其他人部分则参加了立宪派组织或谘议局的活动。而统计的70余位属革命派的新式知识分子中，有黄兴、汪精卫、陈独秀、黄侃、任鸿隽等10人为秀才。胡汉民、于右任、张恭、刘师培等7人为举人。蔡元培1人为进士。即是说70余人中，有传统功名者共18人，比例为1/4。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凶很多，或者因家世寒微不能长期接受传统教育：或者因信仰而进入新式学堂乃至出围留学：而更直接的原因是他们较年轻，当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时，科举取士之路已经到了尽头。因此除少数人之外，他们中的绝人多数不曾被纳入清王朝的体制之中。

    上述统计证明了梁启超、张之洞观察的敏锐和一定程度的准确。可以说，人们通常所说的辛亥时期的革命派，从社会学的眼光看，除孙中山、黄兴、蔡元培、谭人凤、章太炎等少数人是年过30岁的中年人之外，绝人部分人是青年知识分子。从理论上说，人首先是文化的创造物，在社会转型，文化、知识和思想剧烈嬗变的环境中，新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较少受到传统主流文化的熏陶和塑造，就必然具有同前辈士人不同的知识结构和价值信仰：人又是文化的创造者，新的一代人又必然体现出对新文化的探索和创造。

    中国传统士人由于只“读一家之书，聆一人之训，以为非此即不合乎公理”，故知识结构陈旧单一，讯息闭塞，思想僵化。而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往往既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又在新式学堂或国外获取了若干“新理新知”，其中包括各种自然科学知识，还有多种关于西方政治、历史、经济、军事、外交的知识。知识结构是人的信仰、世界观、时局观乃至处事态度的基础。从观念层面上看，20世纪初年的青年知识分子具有以下三点不同于旧式士人及当时其他群体的思想性格。    其一是世界背景下的忧围意识和精英主义。旧式士人中的少数杰出者本来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但他们既没有世界眼光和足够的外部知识，所以思虑所及不出国门之外，“匡世济民”的方案不外英主圣贤的教诲和历史经验：又受到传统儒者柔顺服从的性格熏染，只想通过为人主、朝廷所用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抱负。而人多数新式知识分子了解世界人局，对祖围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感受尤深，因此强烈地希望自己的祖围能摆脱贫弱落后的危殆地位，进居世界前列。他们对自己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角色有一种近乎自人的自信，说：“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困也．，其兴也学生兴也，其亡也学生亡之。”他们把执掌政权的官员和旧式士绅划为“上等社会”，称其“人率皆顽钝腐败之魁桀也，彼辈除考据词章以外无学问，除奔竞钻营以外无阅历，除美缺优差以外无识见”，因而只能被逐出历史舞台：又称工农人众为“下等社会”，“下等社会为一围之主人”，但“识字者盖寡”，有待学生作其“指向针”：因为担负起挽救祖国“资格具此能力者，果谁属乎？吾得而断言之曰：学生哉！学生哉！”即认为只有属于“中等社会”的学生（即新式知识分子）才是中国“革新之健将”。强烈的使命感使其广泛寻求各种新知新理，进行各种调查研究，并尽可能接触接近工农人众。    其二是彻底的变革甚至革命的倾向，“非把社会加以彻底重建，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愿望”。综观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文章言论，可以发现他们不仅要改变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还要改造中国的文化、教育，改革各种人际关系准则和各种风俗习惯，更激进者还要改变中国的语言文字和“人种”。邹容热烈礼赞革命说“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故守旧之士说学生们“感自由之邪说，张民约之谬论，聚党结会，妄议围事，其为后患，何可胜言！”这从反面证实了革命已成为一种信仰，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