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争鸣到求同存异(5)

    总而言之，就中外学者通行的标准而言，如果说辛亥革命尚不足以和法国人革命相提并论的话，那么比之于尼德兰革命、英国1640年革命，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色彩和革命性可能还要略胜一筹，至少是毫不逊色。若以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旁落和改造社会的不成功而否定其革命性质，则属于典型的后见之明，而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如果把确定阶级基础和革命党人阶级属性的标准与确定革命性质的标准混为一谈，也难免一叶障目，这是人多数否定辛亥革命资产阶级性质的观点产生的共因。因此，谈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关键是要把遵循的标准问题弄清楚。但是即令如此，我们就可以为辛亥革命盖棺论定了吗？恐怕还是不要妄下断语的好。我们只能说，就目前的研究水平而言，“资产阶级革命说”从总体上说更合理一些而已。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虽然我同时认为“围民革命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笔者相信，只要我们的研究达到了应有的水平与深度，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自然会有历史的解答。凶此，在目前的具体研究中，我们应该木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允许百家争鸣，人可不必先忙于定性，纠缠于无谓的意气之争。

    三、馀论：展望辛亥革命的性质研究   

毫无疑问的是，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研究要获得突破，必须有赖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整体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关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前沿和最新动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我们的研究：

    其一．是研究时空的延展。章开沅先生在80年代初期提出“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问题，希望加强长时段研究和扩展国际视野。这种宏观的“人历史”视角，是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厘清辛亥革命的来龙去脉，并彰显其对后世的影响和历史意义，同时在纵横比较审视下，把辛亥革命为人们忽略的部分更鲜明地揭示出来，从而让历史事实和历史变迁的规律代替我们去充当裁定辛亥革命性质的“判官”。

    其二，是研究层面的下移。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确实存在简单化的笼统倾向，人而化之的东西很多，而具体问题的微观化研究则很不够。当下，区域、团体、部门研究方兴未艾，逐步走向具体、细致、深入，反映在辛亥革命史方面以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最为典型。同时，又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关注社会基层与下层民众的研究。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早已把政治比喻为“海面的泡沫”，而蕴集于海底的则是社会日常生活。以此论之，辛亥革命虽然是政治事件，但理解它的最好方式不是从政治，而是应从其前后的社会生活变迁入手。故而，我们应把辛亥革命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围社会发展、变迁的全貌中加以整体考察，才可能深入辛亥革命的“海底”，从而挖掘出全新的诠释与解读。总而言之，上述趋势可简单地概括为“四化”：具体化、细化、深化和社会化。这里实际上强调的是微观研究，而第一方面则是从宏观研究出发，两者应有机结合起来，不可偏废。    其三，是研究视角的转换。当代的史学研究者已经突破了单一的革命史视角，开始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视野、角度，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辛亥革命史与其他史学分支及人文学科的交叉地带、边缘地带开辟新的学术园地．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论及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时，曾说过下述一段话：“总的说来，历史学家在社会科学中发现了一系列概念和各种类型的新研究方法，他们是愿意接受这些概念和方法的，因为他们对自己传统研究方法已经深感不安，至于这些概念是来自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来自经济学，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探索这些概念使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增加新内涵的可能性有多人。”他认为，二战后“新历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当然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有自己的特点。社会科学方法的采用能为历史学家导出新的研究方向，新的研究专题也要求采用新的研究工具。在过去2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社会心理学、文化传播学、现代化研究等学科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交融与互渗，派生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及课题。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学科之间的砥砺和科际整合，引入其他史学分支及人文学科的视觉，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必将迎来新的春天。

    其四，是研究框架的整合。当我们人量借鉴其它社会学科的理论与范式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寻找辛亥革命史与其他学科的契合点？在采用、变通、改造其他学科概念、方法的时候，如何赋予他们以历史学的特定内涵，从而保证历史学的主体性？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出现所谓“范式危机”，所以，引入的理论和范式必须经过恰当的整合，才能成为有效的研究框架。严昌洪、马敏阐发过这样的真知灼见：“辛亥革命固然是一政治事件，但它涉及广泛、复杂的社会变动。因此，完全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对之进行“整体”、“综合”的研究，使之形成“总体史”、“综合史”的格局。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将辛亥革命史从政治史的范畴中剥离出来，而是进行研究范式的改造，突破仅仅从政治局面去解释历史的局限，使之在眼界、方法、材料上统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人人丰富研究者的思想和研究的内容。以社会史为代表的新研究范式，就是在广泛吸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概论、方法的基础上，将其创造性地运用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整套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模式，从而构建出更切合历史真面目的解释框架，这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整合过程。其它诸如结构主义理论、系统论、控制论、解释学、文化语言学等理论框架及解释模式，在进行恰当的变换和重新阐释后，同样可以应用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在这里，应用是否成功的关键，显然取决于整合的效果。

    其五，是实证研究的继续加强。实证是历史学的基础，不管历史哲学、史学观念、研究方法如何更新，实证总归是史学成果必要的支撑。当前，确有很多学者追求时髦，醉心于各种理论与范式的架构而不顾基本的考据，从而成为无源之水。种种不顾基本历史事实而全盘歪曲辛亥革命性质的“新理论”，即属此列。章开沅先生不无忧虑地指出，“在学风日趋浮躁的现今，强调这一点（实证研究）决非泛泛的老生常谈。

    综上所述，若要全面地把握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趋势，必须做到三个结合，即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视觉转换与框架整合相结合，创新与实证相结合，若单纯强调某一方面而置其它方面于不顾，则有误入歧途的危险。当前，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从整体上说，止处于第二次高潮之前的平静。若把握住这个趋势，将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得以突破的契机。唯其如此，我们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才会更深入，批判才会更理性，评价也才会更客观。届时，全面、科学地界定辛亥革命的性质就会水到渠成，辛亥革命的庐山真面目就将早现在世人面前，这是我们的追求，也是我们迎接百年辛亥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