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争鸣到求同存异(4)

   二、求同存异：辛亥革命性质的体认

    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目前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与此同时，无疑也有必要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遵守学术规范，确立共同的标准，并相互切磋，加强交流，以求人同而存小异。

    在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方面，围外一些汉学家作为“局外人”，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他们的一些见解和理论方法也值得中围学者考察和借鉴。但是，这一问题牵涉众多领域，需要明了中国复杂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殊的国情，而西方学者作为“他者”，对中国社会全貌的了解多少有些隔膜。因此他们的有些结论难免流于武断和粗疏，值得商榷之处不少。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和鉴别，切忌唯洋是举。

    辛亥革命的伟人事业是海峡两岸的一个共同话题，也有很多共识，性质问题的争论既有学术标准的不同，也有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历史的成见。站在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高度，还辛亥革命以本来面目，海峡两岸都责无旁贷。在现阶段，双方若要就性质问题达成基本一致的体认，当务之急是就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对话，统一认识。    其一，关于阶级分析法，．一些台湾学者抱怨人陆学者“总是不能放弃阶级斗争的思维”，似乎只要人陆学者放弃阶级分析法，海峡两岸研究辛亥革命的分歧都将迎刃而解。他们在研究中也总是有意避开“阶级”和“阶层”这样的表述，这恐怕是出于一种误解，正如汤普森所说：“没有任何其它历史概念比社会阶级这一概念受到更多的误解、扭曲、僵化和非历史性对待了。”其实，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并非是专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发明创造”，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最先将之用于说明历史的，反而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梯叶里、基佐和米涅等人，他们都曾把阶级斗争作为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围历史的钥匙。人多数西方学者或许不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但却服膺于马克思利用阶级对经济结构、社会集团的精辟解析。台湾学者动辄引用西方的某些观点为自己所用．却对这一点刻意回避，如张玉法先生很重视社会集团成分的研究，却绝口不提“阶级”与“阶层”，力求用数量统计来加以说明，结果显得过于琐碎，有堆砌数字之嫌，说服力自然人受影响。可见，刻意回避的态度不足为取。但是，张先生用社会学和计量史学的方法分析社会团体的尝试非常成功，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值得人陆学者借鉴。同时，人陆学者近年来也抛弃了简单化的阶级斗争史观，对阶级分析法既坚持又创新，在阶级、阶层、社团及人物的身份、角色、地位的研究方面成果斐然。可见，阶级分析法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既不能漠然置之，也不能奉其为教条，对海峡两岸而言，相互借鉴犹为必要，而不宜画地为牢。

    其二，关于对资产阶级的理解和阶级基础问题。“资产阶级”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这似乎成了双方讨论性质问题的主要障碍，如果做相对广义的理解，服膺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革命党人早已从思想上转为资产阶级队伍，他们也是以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形象站在了革命前列，据此可证明整个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基础，不为无见。如果对“资产阶级”作相对狭义的界定，只包括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或如有些学者称谓的“资本家阶级”，那么，相对于同时期的君主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在较人程度上还缺乏这样的阶级基础．即令如此，我们也不能据此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放眼世界各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其阶级基础（资本家）无一不是薄弱的，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哪有那么多“血统”纯之又纯的资本家？说到底，阶级基础的强弱并非决定革命性质的决定性因素，更非划分标准。在这个问题上做过多的纠缠，有偏离主题之嫌．

    其三，关于革命党人的阶级属性。台湾学者以“资产阶级不应该包括知识分子”这一似是而非的论法，质疑资产阶级的领导角色和地位，进而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    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从来就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主要是通过不同的信念和趋向，反映某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的愿望，并用自己的才智为其服务。一般说来，各个社会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因为任何一种阶级统治都不能缺少知识和文化，同时也由于知识分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更易受到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的熏陶。清季以来的知识分子在洋务运动和“新政”期间开办的新式学堂接触到了“西学”，更有部分留学生直接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我们称这部分精英为“新式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新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他们在反戈一击与旧营垒作拼死搏斗时，所代表的新兴阶级营垒必然是资产阶级。这是说他们的知识赋予了他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觉为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服务，并非说他们本人或其家庭一定是资本家。

    就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政治信仰的形成而言，教育因素有时比家庭经济状况更为重要。作为新式知识分子的革命党人，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和信念决定了他们担负的阶级使命。同时，正如经济地位并非决定他们阶级属性的关键因素一样，革命党人的言行虽然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但相对于他们救围救民的思想境界而言，经济利益的诱惑并不重要。“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他们主观上并不是为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去抛头颅洒热血的，但是客观上却不自觉地充当了资产阶级的旗手和工具。历史的残酷性在于：尽管革命者的纲领和实践从根本上说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却似乎长时间不曾感觉和领受这番情意，而且连革命者自己也未意识到这一点。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的这种隔膜，是否昭示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悲壮结局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其四，关于确定辛亥革命性质的标准。有些人陆学者着重以论证资产阶级已经成熟来说明辛亥革命的阶级性质，而台北学者则以资产阶级幼弱，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尚未形成加以反驳。实际上中外学者普遍采用的标准是根据革命者的阶级使命、斗争纲领及其实际效果来判断，而并非以资产阶级成熟与否为指归。因此，双方都不能令对方信服。其实，若按通行的标准，即使中围资产阶级还没有正式形成，力量也很弱小，只要它的政治代言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其利益奔走呼号，发动革命运动，那么这些运动的性质就不难确定。英围资产阶级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法围的资产阶级也是在人革命后才形成，在革命前，两围的资产阶级力量也很弱小．但人们很难由此否认这两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仅从革命纲领来看，《权利法案》和《人权宣言》不啻于反封建、发展资本主义的宣扬书，它们也发挥了埋葬旧制度，催生新社会的功效。同理，无论是『司盟会十六字纲领，还是“三民主义”，不管革命党人主观上的意图分歧有多人，但都客观上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从实践上看，虽然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谁也无法否认其实实在在的历史功绩，如推翻帝制、肇建民围、促进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来临，这些已经足以证明这场革命的性质了。

    其五，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把握其性质。孙中山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谓历史潮流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当时特定的“历史范围”是：西方列强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中围已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毋庸置疑，在这个“历史范围”中，顺应“世界潮流”的必然要求，就是挣脱帝围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枷锁，谋求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志士承认并且尊重客观历史规律，他们设计出的最佳方案就是——也只能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围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立宪派最终被迫放弃他们的立宪道路而纷纷加入革命阵营，背后折射出的正是这种“世界潮流”的威力。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和眼光去考察当时的世界局势与中国的具体情况，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昭然若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