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争鸣到求同存异(3)

    章开沅先生于1982年4月在芝加哥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上，坚持“资产阶级革命说”，与台湾学者展开了有益的辩论，指出“与台湾学者的原则分歧有二：其一、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估计不同：二、探究性质的方法论有异。”『431据此，章先生旁征博引，逐条反驳了“全民革命论”，笔者简概如下：一、资产阶级弱小，但有了新发展（汉冶萍公司），活动中心（张园），活动组织（商会），并形成独立力量（拒俄运动一收回矿权一国会请愿一保路风潮）．因此，资产阶级具备了领导革命的能力。同时，其弱点又影响着辛亥革命的进程与归宿：二、参加者少多为各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之通病。资产阶级为利己主义者，需要借助其他社会力量作为前驱：三、参加者来自各个阶级，但革命队伍各种成分有主次之分。革命志士对革命队伍的设计是：“下层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至于中等社会的界定，杨毓麟、胡汉民等人的解释略有差异，但都明白的指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中等社会”的代表，扮演了先驱者的作用：四、革命派以全民自居，并不能否定辛亥革命的阶级性质。正如法围革命志士提出了“民主、平等、博爱”的口号，以全人类的代表自居，而我们却不能否认法国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一样：五、“同盟会的纲领没有一项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说法明显于史不符。以民生主义而言，“平均地权”表面看是照顾农民，实质是废除绝对地租而保留级差地租，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对封建制度的铲除，最终目的是发展资本主义：以民权主义而言，以法、美为模式建立起来的只可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围，而不会是什么超阶级的“人民主权”国家：以民族主义而言，排满是近代民族运动，而民族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排满最终目的是扫除资本主义前进道路上的最人障碍：六、至于辛亥革命没有取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章先生主张“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不能过分强调共性而忽略个性。”章先生条分缕析，立论有张有弛，辩驳有理有节，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有意思的是．张玉法先生花了很人力气研究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如“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以围家的力量从事实业建设”的主张，并把其改造社会的种种做法比附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此看来，革命的发起者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资产阶级的“敌人”，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岂不是笑话！他还抱怨“中共史家一面说孙中山是社会主义的先导，却又把他领导的革命称为资产阶级的革命”，从而批评人陆学者自相矛盾。章开沅先生解释道，“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确有主观社会主义成分，但它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只是想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后的弊病罢了，而且并没有取代民主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因此这与无产阶级信奉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回事”，“至于社会主义革命先导之说，恐怕是一种讹传，我们从来都认为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可见，张玉法先生的误会，恐怕是因为对近代以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缺乏应有的鉴别，对人陆还有一些历史的成见。从总体上看，人陆注重阶级性，台湾强调社会性，好像水火不容。其实，双方共通之处很多．实质上的分歧远远不如表面看到的那样人。更重要的是，双方的学术成果互补性很强，如果两岸能加强学术交流，取长补短，将会不断缩小认识距离。

    应该注意的是，部分人陆学者在“资产阶级革命说”的框架内，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观点，，如龚书铎认为，辛亥革命不仅是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文化革命，一次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革命。刘慧宇认为，辛亥革命是经受了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与传统文化的激烈震荡而产生的、是中西文化冲突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必然出现的一次激复，朱榕指出，辛亥革命实质是由国内被排挤的汉族统治阶级和在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所进行的以推翻居统治地位的满族统治阶级为主要目标的一次国民民族革命运动。刘学照认为．辛亥革命的根本性质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就其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来说，是一次实践“民主共和围方案”的“共和革命”。把“共和革命”作为辛亥革命的别称，是完全符合历史的本义和革命党人的原意的。王贵忠则从两个层面来界定其性质，从广义上说是革命派与立宪派共同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运动，从狭义上说是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李细珠认为．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中围城市社会f主要是长江流域的城市社会）变动过程中的一次飞跃，是首先发生在城市的、以城市为主要基地的、由城市革命党人群体和新式学生群体侣导的、以新军士兵群体为革命主力币的、以一般市民人众为群众基础的、由革命党群体和绅商群体出于偶然而暂时联合领导的城市社会革命，但这并不否认其作为政治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些认识，从不同侧面对“资产阶级革命说”作了有益的补充与深化，丰富了其理论内涵，，综观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虽然研究者观点各异，方法不一，但基本上都能自成一家之言，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