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与革命——关于191 1年武昌起义的政治传播学(4)

    尽管这则消息届于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但它暗含的两个信息则是革命党人十分需要的。首先，像黎元洪这样的高级军官都加入了革命阵营：其次，以瑞为代表的清朝地方官员极其无能。这两层含义无疑都可以壮大革命党人的声势。 

  相对于革命党人的谣言攻心战，清政府在对舆论的掌握与控制方面明显处于下风。这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清政府始终无法了解革命党人的实情。 

  自1911年10月10日起义正式爆发之后。武昌与处界基本断绝了消息，直到一个星期后，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莫里循还在向总部抱怨：‘因为与汉口的电报业务中断，很难得到确切的消息。]不过。外国记者还是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武昌起义的一些实情。比较起来，清政府在信息的获取方面更为缺乏。当起义爆发时。清内阁即电问新任命的湖广总督袁世凯：驻鄂陆军营队众多，未必全与匪通。何至无一用命者？显然。在信息来源上。除了地方官员的报告。清朝中央政府并无其他管道。而一旦地方官员有意或无意隐瞒实情，中央政府便只能在想当然中决策。最为荒唐的一个例子是。当时闽浙总督松寿听到一则谣言——革命党人在新加坡制造军舰，并已驶抵澳门，于是松寿要求海军部派军舰到福州、厘门一带‘以备不虞”，而当海军部向内阁请示办法时，皇帝的朱批只是知道了。对于消息的真伪竟然不能置一词。  

其二。清政府始终不能掌握社会舆论的主动。

    在当时清政府往还的电文中。充斥着‘人心浮动”的词语。在各种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北京城内是叭心惶惶。米价飞涨”，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套现，以致市面买卖非现银不可。为了收拾人心，清政府又是下罪己诏，又是派宣慰使，最后甚至答应改组皇族内阁，立即实行立宪，但仍没有将社会舆论引向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这中间的关键原因还是在于清政府已经失去了当时介于政府与大众之间的绅士们的支持。根据政治传播学的一般原理。在广播与电视这类大众传播工具出现之前。信息在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流动都要经过舆论领袖，，( opinion leaders)的中介作用，在近代西方，这些人一般是指教师、官员、社区领袖、杰出商人、职业领袖等。而在清朝末季的中国，这些舆论领袖的功能便由那些绅士们承担。但在皇族内阁与铁路国有政策的双重打压下。当时的绅士头面人物己大多对清政府由失望变成绝望了。  

 揆诸史实，在武昌起义发生之后，清政府的决策并非完全药不对症。譬如，在191 1年10月19日的上谕中。清政府反复向下属强调：知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j21](”296)苴目的还是不要将革命党人逼入上述‘造反成本低于服从成本”的欠泽乡困境”。不过，由于清政府自身已失去公信力，他唯一的选择便是依靠绅士领袖出面劝说，从而让民众了解并认可自己的怀柔政策。但饶有兴味的是，清政府任命的那些作为宣慰使的绅士领袖，如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湖南的谭延却先后加入了革命党的阵营。据说，当湖南的新军士兵听到谭延亦发表反清革命的演说后。纷纷欢呼：镡翰林且言之，大事可行。

四、余论 

  根据因尼斯的观点，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应与传播体系相适应。在清朝末年，随着电报与报纸在中国的广泛引入，从理论上讲，清政府具有了更好的控制舆论与巩固权力的传播手段。但由于内外两层因素的影响，这种理论上的优势没有转化为现实申的胜势。从外部因素看。由于外国媒体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往往能轻易冲破清政府的新闻封锁①。而从内部因素看，由于绅士阶层同情甚至支持革命，在缺乏大众传媒的情况下。舆论领袖又不肯合作，清政府便不可能将其收拾人心的举措传诸民间。于是。在各种谣言的侵蚀下，其崩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当然。从武昌首义的历史看。制造与传播谣言并不是革命党人的专利，清政府官员也在多种场合利用谣言来应变。譬如，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初，湖广总督瑞  即派人分途散播谣言，谓清廷己派大兵南下，革命党不日即可消灭’j22]' p43)。而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为防止部下哗变，也捏造了武汉于某日为官军克复，宜昌于某日亦为萨军萨镇冰率领的清朝海军——引者。但从总体上看。革命党人的谣言攻心战术更为成功。这中间的原因自然不仅仅是革命党人制造的谣言更有技巧，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国人普遍同情并支持革命，渴望革命党人取胜的心情自然更易于让他们接受对革命党人更为有利的各种谣言，换言之，到革命范围扩大之后，他们想知道的已经  144成为他们希望出现的。据亲历革命的黄炎培先生事后回忆： 

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息楼所在的望平衔每晚人山人海。发生了大影响。望平街左右    相望的报馆，家家大玻璃窗外，张贴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探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极度愤恨地把玻璃窗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

    正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革命党人制造的一些非常离谱的谣言，也能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譬如，当清军攻下汉口与汉阳后。武昌城内一片混乱，不得已。革命党人通过武汉报》在半日之内连出6份号外。伪称他省战胜、援兵立至及北京反正”等毫无根据的消息。结果‘人心稍安。士气复振”。以致武昌童谣皆唱：大汉报真个巧，见了他胆大了。 

 根据政治传播学中确定性偏见”( Confirma-tion Bias)的原则，在群体中容易产生一种偏见，即叭们倾向于寻求能够确认自己现有信念与态度的信息。而可能忽视甚至歪曲与之相左的信息。当政府的公信力丧失殆尽的时候，有利于革命党人的谣言在确定性偏见”的作用之下，已经不需要刻意传播。便能不胫而走了。

 1921年春，亦曾亲历辛亥革命的山西军阀阎锡山茌一次演讲中谈到自己对革命发生原因的分析。他认为宰亥之改革，可以说民主主义的力量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的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揆之于武昌起义中谣言的作用，阎氏的时机说亦不可仅被视为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