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与革命——关于191 1年武昌起义的政治传播学(3)
辛亥革命网 2011-03-21 00:00 来源： 作者：黄岭峻 查看：
最后。甚至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车的汉族士兵。由于在1910-19 11年间。湖北新军中曾刮起一股剪辫潮”，剪辫的汉族士兵尤多，所以将捕杀剪辫士兵”的谣言简化为捕杀汉族士兵”，其实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铵缴获的花名册捕人’：到‘手足拿没有留长辫的士兵”，再到‘另编名册，惩罚所有汉族士兵”，不难看出。谣言所涉及的范围愈来愈广了。根据专家较为乐观的估计，到1911年7月。在总数约1万7千名的湖北新军中，……总计有组织的革命党人将近2000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4000人。也就是说。在湖北新军中，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倾向于革命外。绝大多数士兵还是处于游离观望状态。而压垮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这则涉及到众多汉族士兵身家性命的谣言。
美国学者彼德 布劳曾经对权力下过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他认为。所谓权力”。就是个人或群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能力。尽管有反抗，这些个人或群体也可以通过威慑这样做。威慑的形式是：撤消有规律地被提供的报酬或惩罚，因为事实上前者和后者都构成了一种消极的制裁。事实上，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清政府的权力也是建立在这种威慑的基础之上，然而。上述谣言的传播则使这种威慑失去了效力，——因为威慑的前提是碉艮从要比不服从更好”，而情政府正在捉拿汉族士兵”的谣言则意味着‘不管你是否服从，只要你剪了辫子，甚至只要你是汉族士兵。你都可能受到惩罚’i这便使服从清政府的权力失去了任何意义。
总之，一个政权不管如何残暴。只要它想延续其权力，它都必须明告或暗示被统治者：服从的代价比反抗的代价要小。否则。便可能将被统治者逼入类似陈胜、吴广在秦朝末年所面临的‘大泽乡困境”一服从必然走向死亡，反抗或有一线生机。具体到1911年的武昌起义而言，尽管湖北地方政府并无将新军士兵逼反之意，但瑞等人又无法将不予深究的真实意图告知全体新军士兵f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害怕朝廷的责难。另一方面是因为低估了谣言的作用。所以最后在湖北新军士兵的心理中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大泽乡困境’：从而导致军队的大规模哗变。
三、谣言与起义扩大
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起义之后。11日上午3日即切断了电报、屯话线路。革命党与清政府都是在揣测中做出各种决策，这便给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出于求生的本能，革命党人在起义发动之后，必定要夸大革命力量，以打消中间分子对政府的恐惧心理，从而吸引更多人加入其中。于是，关于革命党声势如何浩大的各种谣言便纷纷出台。这类谣言又分两种。第一种是为了说服动摇者的随机性谣言。譬如，当黎元洪询问革命党人‘所恃为援者何处”时，革命党人遂编造出晾山刘英己集十万众，三日可到汉”的谣言[131'p93)。第二种是为了威慑清政府的计划性谣言。譬如，当汤化龙等人获得清政府的密电码后，即以瑞的名义向外发电，约述革命党势焰甚盛”；此外。汤等人还在武昌四处演说，以‘某省已陷。某军同党”等说法‘借维众心’。应该承认。革命党人的谣言攻心战是相当成功的。经过革命党人有意无意的制造。当时坊间甚至流行着一则富有戏剧性的谣言，据当时的报纸记载：
督署火起后。瑞 出走。革军都统黎元洪曾遇之。瑞欲自匿，黎忽举枪问曰：公欲成名乎？谓殉域而死欲全命乎？瑞闻而泣下。俯首乞免。黎竞笑而纵之曰：公且去，毋溷吾辈事，瑞乃狼狈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