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的社会思潮与近代社会(2)

  从历史的角度看。具备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架构的民族国家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具有现代观念与心理结构的国民就更需逐渐养成。因此，延续2000多年的，由小农经济、宗族制度、官僚政治所组成的高度一体化的农业宗法社会结构要实现现代转型，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蜕变过程。改良思潮正好适应了这一情况，希望在当时有一定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以较开明（较现代化）的那一部分统治者为主体，自上而下地启动以政治体制革新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进程。 

  但是，改良思潮面临着非常不利的局势。恰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时候，统治中国的乃一外族”势力。其统治的合法性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来自主体民族——汉族的威胁。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说，这就增加了变革的风险，使守旧派在与革新派的冲突中容易占据优势，进而遏制变革。与此同时，改良思潮的核心人物并非朝中重臣，更不是满族亲贵。这不雷构成了对现实统治集团的统治合法性。展开了实实在在的挑战。而当光绪皇帝重视并起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时，改良思潮又不幸地卷入了宫廷权力斗争的漩涡；换言之，关于变革问题的革新派与守旧派之争同宫廷政治中的啼党”与艏党”之争叠加在了一起，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更关键的是，改良思潮的根本性诉求即‘变法”或行君主立宪政治其矛头直指清廷政治的有效性，让人自然联想到清廷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因此，满清统治者对改良思潮的抵制就可想而知，在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后，炮制出一个皇族内阁也算不上什么稀奇。从心理机制上看，这些都与‘异族”征服者和统治者自身对统治的正当性缺乏信心与把握有关。内在的自卑和恐惧在国家大事上表现出来就是正常时期的不识时务、自大、偏执和变态，以及非常时期f如八国联军进京、辛亥革命爆发等）的怯懦与迅速转向。  

 从历史的大趋势来说，革命思潮兴起以前，改良思潮不断转化为革新的实践和尝试，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也为革命思潮的兴起与传播创造了条件；革命思潮兴起以后，改良思潮并没有堵塞中国走向民主政治及现代化之路。与其说改良思潮混淆视听，妨碍了革命思想的宣传与群众的觉悟，倒不如说它提醒人们更冷静、更理性、更负责任地思考与行动。所以，总的来说，辛亥革命前夕，涌现于中国大地上的改良思潮的主流一直是进步的。尽管它没有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它直接推动了当时的社会变革，也为其后进一步的社会变革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三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思潮希望通过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实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一揽子建设方案，突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希望依靠先知先觉的鼓动和引领，在以暴力完全打碎既有社会秩序的废墟上建构崭新的社会秩序。1894年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思想的初步形成，但最初几年里，它基本上局限于少数先行者身上。直到20世纪初，其影响才迅速扩大，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社会思潮。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出现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分化无疑是戊戌政变之后的事情。正是当权者对改良思潮傲慢而愚蠢的拒斥，促成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及革命派与立宪派（改良派在20世纪初的具体形态）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和力量分化过程中，革命派显然占尽先机。 

  首先，戊戌政变和满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和政策，以及1906年以后预备仿行宪政的实际举措，给人们的印象是，满清统治者根本就没有多少实施变革的诚意。依靠他们实施宪政无疑是与虎谋皮，因此，革命的道路成了变革社会的唯一选择。 

  其次，满清的统治本来就与有清一代许多汉人心中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相抵牾。即使升平盛世如康乾时代，也不乏对满清统治合法性的质疑。而当这一舁族”势力与国家的落后挨打扯在一起时，俳满革命”就俨然是大快人心的义举！辛亥革命以前，竺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别具魅力，改良思湖所主张的保皇”、馒君”思想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再次，革命思潮的理想化诉求，其对美好的民主共和国灿烂前程的描绘，契合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心理深层的‘大同”思想和竺代之治”的想象，对于在苦难深渊中挣扎的民众来说具有宗教般的魅力。或者，毋宁说，革命思潮是用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理念加以熔铸和雕琢的传统造反”思想，同衰世中的中国民众心理具有天然的亲和力。

   最后，晚清诞生的一些新式社会力量，如新军士兵、中下层军官以及新式学校的学生等，构成了革命思潮的群众基础。这一历史时期，除了沉默的大多数（主要是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之外，处于政治权力边缘的主要有两支社会力量，即以成长中的资产阶级为主构成的中上层力量和以新式士兵、新式学生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构成的中下层力量。这两支力量都主张变革。前者距政治权力中心稍近，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担心革命会导致那些得之不易的东西付之东流，因而倾向非暴力的改良。后者距政治权力中心较远，社会地位较低，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新知识、新观念，受正统的封建纲常伦理的熏染较浅，清末的社会现实使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没有把握，甚至感到悲观。立宪派与革命派的思想交锋使这些人趋于激进，构成了革命思潮迥速扩展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