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的《武夫当国》(3)

　　陶菊隐信手拈来《政海轶闻》。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海文明书局出版了陶菊隐先生的一部时人行集笔札《政海轶闻》。该书传主大多为民国政治舞台上的名流巨子，如袁世凯、蔡锷、熊希龄、徐世昌、王士珍、张敬尧、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韩复榘、张辉瓒、苏曼殊、王闿运等等。由于作者当时系名记者，长期养成了一种注重资料搜集、整理、积累的习惯，加之他又频繁地周旋在这些政客武夫之中，故他写起这些人物的轶闻来，简直是信手拈来如鱼得水。而且作者写这些人物时，不少还健在，因此有评家称：“臧否之际不受其人盖棺论定的影响，不受后世毁誉成见的束缚，所以特具极珍贵的史料价值。”

　　历史本来就是由细节构成的。写人，若离开了细节，那人便没有了生气。陶菊隐这本《政海轶闻》中的传主，仿佛个个都是有趣之人，原因是作者所选之细节有所偏重。我读来深感好玩，不忍独乐，特挑出几则与诸君分享。

　　其一，陈宝琛为湖南巡抚时，梁启超曾入湘主讲时务学堂，并与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等创办南学会。当时，熊希龄年少多才，特别是在词苑颇有声名，故湘中大吏“争礼重之”。熊与他们也臭味相投。有讨厌他们的撰联一首：“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上联讽熊，下联讽陈。又，清朝末年，熊希龄以参赞的名义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在巴黎某旅馆闹了一场带颜色的笑话。一天，熊在外办事毕回到旅馆。进电梯后记错了楼层，左折右转，昂然推开了一扇门。哎呀，怎么回事？只见那床上赤裸裸躺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妙龄女郎。熊故作镇静地问：“这是我的房间，你怎么会睡到我的床上呢？”谁知那女郎见状，以为暴客要行非礼，便大叫了起来。顿时，周围就挤满了看热闹的旅客。熊百口难辩，直到他的好友梁鼎甫先生赶来，告诉他搞错了楼层，原来他们住的是上一层，方才解了这尴尬的围。

　　其二，韩复榘喜欢微服私访，勤求民隐，若有所获，便登堂审案，以示明察秋毫，不以为苦。有一天早上，他穿着简朴的衣服，骑着一辆自行车，像一个传令兵似深入民间。忽然，一人行色匆匆与之相撞。这一下不得了，韩主席的车被掀翻在污泥中，韩的衣服自然也就被弄得脏兮兮不好见人了。韩大怒，抓住那人骂道：“你瞎了眼？赶快赔我的衣服。”那人吓得不行，想甩开韩的手逃之夭夭。韩道：“你是什么人，敢耽误我的公事？”那人道：“你的衣服值多少钱？我不是小气不赔你，是我现在有刻不容缓的事在身。”韩好奇，便问其故。那人道：“我是财政厅的一个书记，今天韩主席要到我们那里去出席一个会议，时间紧迫，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我住在某街某巷某门牌，姓甚名谁，你晚间到我家来，我一定照价赔偿。我现在真的没时间和你争吵了。”说完后，便急急地跑了。过了几天，韩主席召见财政厅长，顺口问起有没有这么个人。厅长想了想，说有，是一个抄抄写写的。问主席怎么认得他？韩曰：“不必问，如有科员缺，速予提升。”厅长以为这人是韩主席的什么亲戚，不待缺出，立予奖进。这在当时的山东政界，一时传为美谈。

　　其三，张辉瓒在长沙任警务处长时，将一个叫刘麻子的妓院女老板斩了。刘麻子年四十岁，因她干的勾当不堪，左邻右舍都不愿与之来往。警察数次抓她，科以罚金，并要她改业，可她阳奉阴违，多年下来，依旧如是。湘军驱除张敬尧之后，诸将很有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如同不羁之马，征歌选色，甚至把刘麻子都喊到了军营之中。刘麻子好不得意，把一个个私娼带在身边，说这个是名门淑女，说那个是巨室遗姬，直把那些军官哄得口水直流。他们不但给刘麻子奖赏，还有称之为妈妈者，打情骂俏，把个军营搞得乌烟瘴气。刘麻子顺杆子爬，得意忘形，在军中无所顾忌地戏呼诸将绰号。某次，诸将在一起砌方城，刘麻子应征而至。她一进门，就大喊：“四胖，你喊老刘来，见了我竟然牌都不放？”不巧的是，当时警务处长张辉瓒也在座，四胖即衡阳镇守使谢国光，与张辉瓒系拜把兄弟。张辉瓒一听，就感到恶心，再看那长相，更是让他一分钟也不愿多呆。随即，他便向属下了解刘麻子的情况，尽知其详。

　　于是，他便向当时主湘的赵恒惕请示，为了维持风化，他要拿刘麻子这样的淫媒开刀。赵默许。张请文士曹孟其撰刘罪状，没多久，就将刘麻子逮捕归案了。开始，刘麻子不以为然，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妇人无死罪，她愿意多交罚金，反正警察也穷得发不出薪饷了。言毕，“作鸬鹚笑”。一警务科长正色道：“谁与你开玩笑？处长有命，要取你脑袋！”刘麻子一听，顿时晕绝。受刑之时，更是呼号惨厉。据说当时有某乡绅调侃，说刘麻子不是引诱良家妇女，而是引诱良家父老。陶菊隐先生的《政海轶闻》中，此类故事，可谓俯拾皆是。

　　陶菊隐先生为《吴佩孚将军传》所做的序： “我自十五岁在长沙明德中学的时代，即与新闻界结不解之缘。民国七八年间，一方在本省办报，因地方报纸顾忌太多，不能畅所欲言，所以又在上海《新闻报》、《申报》、《时报》用各种化名写长篇通信。后来越写越勤，有联络的报馆越多，到民国十七八年间尚在天津《大公报》一度作驻汉“客串记者”。

　　民国七年张敬尧入长沙，湘人陷于水火。吴是攻湘先锋，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开始异常恶劣，视之为北洋军阀之爪牙。九年吴师撤防北上，湘军乘势驱张，我的感想为之一变：直皖之役，我站在火线外数千里的长沙暗中替吴使着劲，闻吴师胜利则喜，像我自己参加了那次战事一样。此后吴的行动与我所预期的渐渐不合，我的同情心因之递减，然而他兼有“不要钱、不怕死”之两长，再加上“不卖国”的主张，所以我在失望中对之尚未绝望，以为他是革命军人，其错误只是一时的错误，终有返本还原之望。在这一时期之中，我暗中替他惋惜，他的错误像是我自己的错误，他的失败像是我自己的失败。

　　吴的一生与湖南结不解之缘：始而在衡阳发迹，继而在岳阳避难，他的事业湘人所知最多，我所写亦最多，所写与吴有关的各种通信稿前后无虑数十万字，有一时期几至一手包办；即其练兵洛阳之时亦常从北方归客口中得着他的详细消息。我与之无一面之缘，虽然寄迹岳阳时有友人约我同往访问，我听得他的脾气很古怪，对客人高谈阔论时颇像“训词”口吻，认为无前往“聆训”之必要。

　　二十一年吴由川北上后，他的消息在报上几于“鱼沉雁渺”，而我从北方归客口中所得愈多，甚至他每天喝几盅老酒，发些什么怪议论都有人传到我的耳里。这时华北谣言甚炽，我不禁怦怦然，惴惴然，替他捏着一把冷汗；对于一个一面不相识的失败军人，与本身痛痒不关，而关心如此之切，这种莫明其妙的心理，我只能以“莫知其然而然”一语来作自己的解答。

　　二十八年吴的噩耗传来，我的心灵上像遇了一次莫大的打击，戚戚然，惘惘然，若闻亲戚故旧之丧，为之不怡者累日。回头一想，又不禁为之释然：他过去是个不畏难、不畏死的军人，因在北洋系传统观念之下，因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对现代政治理解不足，对人生体验亦有不足，不知不觉地走到“一意孤行”的路线上，然而他的心地是光明的，志行是皎洁的，他果然返本还原而不负国人之所期了!他始终不“下野”，一般攀龙附凤之徒还望他“东山再起”，而在明眼人看起来，他的时代性相去日远，那里还有化腐朽为神奇之一日?然而他毕竟再起了，他的死较之政治地位之成功其得失简直不可以道里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