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的《武夫当国》(2)
辛亥革命网 2014-01-06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王桂云 查看：
1927年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驻汉口记者；其间还为著名的《申报》、天津《大公报》撰写通讯。
1928年他曾担任《新闻报》旅行记者、战地记者，驻汉口特派记者。随国民军报道“二次北伐”，冒枪林弹雨发回大量战地消息，亲身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济南惨案”。这些对军阀混战时事新闻的迅速、准确报道和深入的述评分析，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与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并称为当时中国报界“双杰”。
从30年代起，他又先后在南京、上海办报。由于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日紧，他从写“新闻”转为以写北洋时期“旧闻”为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宣传抗战，曾受蒋介石单独召见。长期的政治、军事报道养成了他对时局犀利的眼光和深刻的分析、判断能力，所以他对国内抗战尤其是国际形势的看法深为蒋赏识，曾想将他安排重用，但陶的好友蒋百里认为他回到上海新闻界作用更大，便代其婉拒。于是蒋要陈布雷转嘱他回沪后将对时局的看法、形势的分析随时写成书面材料，设法转交。由于他在上海“孤岛”时期不顾日伪百般威胁利诱，坚持抗战，所以几次受到迫害。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沦陷，他不得不退出新闻界，过着“隐居”生活。除为京、沪大报撰稿外，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注文史研究和写作。
据陶菊隐之子陶端所述：解放后，陶菊隐成为了一名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在政府机关里过着平淡而安定的日子。建国初恰逢周恩来号召旧时代的过来人写文史资料，这时他渴望写作的强烈欲求再次被唤醒。1949年后，他曾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1957年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开始酝酿出版。上海徐家汇有一座藏书楼，是上海旧版书、旧报保存最完好的地方，陶菊隐除了自己家里一间十三四平方米的亭子间专门用来写作的书房外，徐家汇藏书楼就成为他第二间书房。130几万字，没有助手，全靠自己手写笔录。写作的书房兼卧室是一间冬冷夏热的亭子间，写作条件并不理想。更令他不安的是，这样的大部头写作没有通过组织，自己独自署名，搞自留地、出风头图名利，各色冷言冷语不断从背后袭来。然而，写作似乎是他与生俱来的本能，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1957年的下半年，出版社想单方面中止合同，不待全书出齐，便草草结束，稿酬方面则可补齐。为此，陶菊隐自然心有不甘，在万般无奈之际，他想到了求助于毛泽东主席。早年同为湖南人的陶菊隐与毛泽东在“驱张运动”中曾有一段共事经历。张敬尧祸湘时期，长沙市民组织各界联合会，要求开放言路，改选省议会。时任教师的毛泽东是教育界代表，陶菊隐则是新闻界代表。果然给主席去信还是起了作用。毛泽东并未亲自回信，但是，《史话》终于在1959年12月全数出齐。当时得知全书大功告成，陶菊隐完全是一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样子。多么不易呀！以他的复杂经历，在“文革”中自然遭到残酷迫害。“文革”结束，他终获平反，又重新握管疾书，于1989年病逝。
陶菊隐著述里所引史料已经最大限度接近了真实，理由是陶先生在一个纷乱的时代里尽到了一名记者的本分，说了真话，客观记录了历史。从新闻史的角度看，陶先生肯定是个经典案例。有人评价，陶先生是以报道北洋军阀起家的，是这段历史的直接目击者。他与各路军阀和北伐军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有相当密切的交往，对他们作过周密细致的采访，参与过许多重要会议的报道，不仅对台前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对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也知之甚详。他巧妙周旋于不同派系、政客之间，获得他人难以获得的消息，却又不失独立新闻人的原则，客观、如实、及时地向公众进行了报道。
陶菊隐著昨等身。主要著作有《菊隐丛谈》（共二十五册）、《政海轶闻》、《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袁世凯真相》、《狷介与风流》（《吴佩孚将军传》、《蒋百里先生传》）、《督军团传》、《筹安会六君子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现对陶菊隐著述举要略述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