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雄白与《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3)

　　第二册（57-106节），汪伪政权的人事、施政及汪氏病死日本的情形。沦陷区的百姓生活和经济，沦陷区伪军、汪伪政权的主力部队和税警团的情况，汪伪政权和日本、伪满及外交，汪伪政权内高官和重庆政府的勾通款曲的内幕，汪伪政权官员的醉生梦死糜烂生活，对周佛海以及周氏派的评价，七十六号的恶行以及李士群、吴四宝的横死，汪氏客死东瀛，灵柩返回南京葬于梅花山及战后汪墓被毁的真相。

　　第三册（107-144节），自陈公博继位到日本投降。附录了汪氏晚年的诗词和周佛海狱中遗诗，汪伪政权治下（主要是上海和南京）的人民生活，汪氏死后陈周之间的明争暗斗，日本投降时汪伪政府树倒猢狲散的混乱场面，汪伪政权解散和陈公博赴日经过，国民党和汪伪政权军事勾结接收沦陷区的情形，戴笠对汪伪汉奸的安抚，汪伪高官的落网和关押。

　　第四册（145-180节），抗战胜利后接收，对汪伪汉奸囚禁、审判、判刑的详情。附录陈公博遗著《八年来之回忆》。汪伪政权里重要人物的关押审判和临刑的情形：陈公博在法庭上的答辩和就刑经过，梁鸿志的被捕、狱中吟咏和被刑，汪伪垮台时周佛海重庆之行内幕以及周氏如何瘐死狱中，陈璧君褚民谊丁默邨等人的审判和狱中的表现，作者对审判汉奸的看法和不满。

　　第五册（181-204节），有关前四册的补遗和补正。关于汪氏离渝、河内遇刺、日本病逝情形：战事初起时重庆政府对战事的悲观以及对与日媾和的态度，汪精卫与“低调俱乐部”，汪精卫离开重庆的原因分析与在河内被刺的详情，对高陶事件的辩诬，汪精卫赴日谈判组府的条件，陈公博附汪的内幕，汪政权重要人事表。此册还附录了别人记录的汪氏对国事遗书《最后的心情》。这件事颇有戏剧性，据金说此遗嘱是1964年一个匿名的人寄给他的，在汪氏弃世二十年后允许发表。这份所谓的汪氏遗书，后被考证为伪作。

　　金雄白在写《汪政权开场与收场》时，距离汪伪政权的覆灭已经过去了十四年，汪伪政权是不折不扣的汉奸政府已经成了一般大众接受了的盖棺论评。金氏不是以“抚哭叛徒的吊客”的身份来做做这件事的，因为他本人就是汪伪政权中的一员。他在此书的开篇里都反复声称不是为了给汪伪政权翻案，而是为了澄清事实，提供身经目击的真相，给后人作为殷鉴和评价。他对当时政府的判决是很不服气的，写这本书无非是为了辨是非、争公道。至于像台湾李敖那样，把金氏当成“不愧为一个收尸型的义士”，那是高抬了他。

　　作者以一人之力来写汪伪政权的一幕历史，在手边无资料的情况下全凭记忆，真是不易。他一再说这本书是个人的回忆录，记述的是自己经历的或可以征引的史实，在写作时是凭着个人的良知，以自身亲见亲闻的事实为根据，力求做到真实可信。此书的弊病也很明显，因为在刊物连载，大多是急就篇，没有统一的大纲；纲目之间缠结凌乱，叙事前后倒置，内容多有重复，文字也比较拖沓。

　　对汪伪政权的首脑汪精卫，金雄白是充满同情和敬仰的。这种感情出自作者内心，读者在字里行间自可感受到。金氏认为：汪精卫主观上绝非卖国求荣，相反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汪氏是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心态，毅然脱离重庆中枢，忍辱负重和暴日交涉，寻求另一途径的和平，在沦陷区建立政权，救国家于水火，保留国家一点元气，以求得中日纠纷最终解决。他觉得像汪氏这样的人，是不会为了利禄和意气甘心出卖国家和民族，来自毁其半生的光荣历史的。汪精卫在抗战前处理中日关系时，就提出过“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金氏引用汪氏出走重庆时留给蒋介石信中的“兄为其易，我为其难”的话企图证明汪氏开伪府于金陵是和蒋介石彼此唱双簧。作者在书中还引用汪伪政权三巨头各自的辩解：汪精卫说，到底是汉奸还是民族英雄，看能否救国为标准，和平能够救国，也一样可以去做；陈公博说，抗战是对的，和平也是不得已；周佛海则说，抗战是为了救国，和平也是为了救国。

　　汪伪政权里，金雄白与周佛海有很深的关系，周在汪伪政权里一向是炙手可热，因之汪伪政权中的许多机密，金都与闻。与陈公博早期被动随汪“下海”不同，周在汪伪政权中自始至终咄咄逼人，他是汪伪政权的台柱子，一直握有财政大权。作者作为周派一员，《汪政权开场与收场》一书中对周佛海的政绩和为人多有溢美之词。周氏瘐死狱中，在下葬南京时，金雄白还特地赶去悼念死友。但金氏自承一直不清楚曾经是蒋介石身边红人的周佛海甘心落水的真正目的，对周氏一直和重庆互通款曲也给不出答案。金氏对非周派人物多无好评，这大概是帮派气在作怪。但他对陈公博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在金氏的笔下，陈氏是为朋友不惜以死相殉的人。汪氏去世后，陈勉为其难接手那样一个烂摊子，是出于对权力的贪欲还是为了义气，很难评说，陈自己说是为了收场，而不是继续演出。日本投降后，陈公博出逃日本。这两件事，被马五先生直斥为利令智昏。在那样的情形下，想托庇于降国活命，大概连三尺童子都做不出来。金雄白对此的解释是陈不想丢命于乱世，而且留在南京对国民党接收不利，还称赞在被押回国的飞机上，陈所作的“东南天幸山河在，一笑飞回作楚囚”之句堪比汪氏的名句“从容做楚囚”。这样的推崇，真不知道让人说什么好。

　　汪朝人物复杂，派系众多，即便是周派内部也因为权力分配和利益关系相互倾轧。作者往往爱憎分明，对不喜欢的人信笔指斥，绝不假借：杀人魔王丁默邨临刑时吓得浑身如筛糠，“平时以杀人为业者，至一旦被人所杀时，反而惊惶失措，丑态百出”，而文弱书生，在被刑时反倒从容不迫。胡兰成反复无常，被作者直指为“变质的中国人”；罗君强等人钻营无所不用其极；任援道翻云覆雨出卖同僚朋友；汪伪政权中很多高官醉生梦死，私生活糜烂不堪入目等等。他对高宗武陶希圣中途“叛离”尤其鄙视，书中有大段的篇幅不遗余力驳斥陶晚年在台湾的书《潮流与点滴》中关于高陶出走事件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