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国学热与民族国家精神构建(2)
辛亥革命网 2013-10-21 00:00 来源：土豆网 作者：王今诚 杜镇 查看：
国学的概念内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时代使命等也随着国学热的升温得到知识界的重视，国学进一步向学校教育乃至全社会投射。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章太炎的《国学概论》、《国故论衡》，胡适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钱穆的《国学概论》，张衍田的《国学教程》等，都是关于国学的重要专著。它们或阐明国学本体，或列出书目或指导阅读。比较各家学问，“国学”内涵虽有不同，但均以传统文化、学术为主要内容；书目虽有差别，然不远离经史子集和新发现、新出土资料；研究方法虽有差异，终以继承发扬传统典籍精要、历史文化精神为第一要务。
新文化运动风潮所及，传统人文知识体系备受质疑与批判，尤其是人们对国学的态度，颇为复杂纠葛。全盘西化主张者，或许国学根底深厚，知晓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但为促使中国尽快完成近代化，不得不做出一幅“不破不立”的架势，索性将传统文化及其修习者一概打入“封建余孽”、“遗老遗少”的行列。 “国粹”坚守者，未必完全抱残守缺没有意识到自身局限，其在外部因素激发下也在追求有限度的变革和借鉴，以求开枝散叶、弘扬播撒。对新文化运动持谨慎态度者，亦在西学与国学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与契合点。其中，一部分兼收并蓄西学精髓潜心整理国故者，遂成为奠定中国新学术的一代宗师。治上古史者如王国维，治史地、民族学者如顾颉刚，治考古学者有李济、梁思永。王国维在实证思想的影响之下，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参互比照，提出“二重证据法”、孤证不立的原则；顾颉刚通过对《尚书》进行系统整理，并参考出土实物以及各民族、地域的风俗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将历史、传说、神话等层层剥离，欲阐释几千年来古史形成的原理，打破史不疑古的传统，闪现理性光芒；李济、梁思永利用西方考古发掘技术、理论、系统分类法，经过实践使考古学得以独立，进而形成学科体系。可见在国学家们的努力下，民国国学已不同于传统国学，西学精华与传统学术的嫁接初见成效。但是，这些只是治学方法上的改进，国学与时俱进的更核心的方面在于精神理念的近代化。这就要求国学不仅要适应学术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更要反映民族国家精神构建的时代需求。
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将“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列为甲种书目，十分重视国学对国民文化修养、道德素质的培育功能，深刻认识到了国学与民众人格与民族性格养成的关系。梁氏又在该书附录《治国学杂话》中寄言清华学子：“我希望诸君对于国学的修养，比旁的学校学生格外加功。诸君受社会恩宠，是比别人独优的。诸君将来在社会上一定占势力，是眼看得见的。诸君回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 、“任你学成天子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若这样便有影响，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诸君须要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主意罢。”梁氏认为，阅读国学书籍可以激发留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对中华文化的眷顾。不惟如此，早在其《少年中国说》中已出现反思传统国家观念的论述，“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梁启超这番良苦用心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传统“文化中国”精神实质的批判性认识，使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向近代“民族的共同体”转化。
转型
追求西化定会对“国故”产生冲击，势必引起强烈反弹。1905年，黄节、邓实等人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发行《国粹学报》，加之此前发表的《国学保存主义》一文，“国粹派”成为反思国学命运，重视民族文化价值的极端之例。要特别强调的是，决不能将国粹派与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派等同。顽固派排斥一切西方技术，认为可以泱泱中华文化的力量战胜一切敌人，乃是一群盲目自大的文化封闭分子；国粹派并不否认近代科学技术的极大功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西方社会科学成就对人类文明的促进，但是他们的担忧在于民族文化精神的培育和养成不能脱离本土文化土壤而追求全盘西化，否则无疑是舍本求末，画虎类犬。西学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理念，殊不知科学、民主要成功嫁接于中华文化，必须发掘此一文化的优秀成分，并与之水乳交融才能构建新的民族文化精神。
国粹之“粹”，当在强调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部分。从民族认同的基本方面看，在于能区分本国与外国，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数千年来，传统中国重视“典章制度”、讲究“华夷之辨，”对于民族认同的贡献很大，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国粹派奔走呼号所要“保存”的，也正是这些。因为，“矫枉过正”是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固然可以认为国粹派为抱残守缺分子，但也绝对不可以忽视其对待文化交融、碰撞时的理性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