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国学热与民族国家精神构建
辛亥革命网 2013-10-21 00:00 来源：土豆网 作者：王今诚 杜镇 查看：
从近现代思想史的角度看，启蒙与救亡始终是中国完成国家、民族近代化的时代主题。中国近代化的基本诉求，即是要构建新型民族国家和塑造现代民族精神。因此，20世纪上半叶，作为对“西学东渐”的反应和对民族文化价值的重估，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股发掘整理国故，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价值的国学热潮。
界定
“国学”是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词汇，有很多种定义。那么当初提出“国学”概念的民国学者们，是怎么界定这一概念的呢？《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1923年）指出：“国学”在我们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该文梳理了明末至民国的学术流变，认为中国近300年学术的主脉实际上是整理、发现古书和古物。这说明，传统意义上的国学研究，范围十分局限、缺乏系统性和“博采比较”。因此，理想的国学研究应扩大关注范围、注重系统性和比较研究。从学术实践看，《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刊载内容主要涵盖历史、文献、语言、考古等学科，包容了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和学术。
一时之间风气大开，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厦门、成都等地的国学研究社、研究会纷纷成立，国学杂志、月刊、季刊、丛刊灿若星空，国学研究论文数量更是蔚为壮观。据王重民、刘修业二先生统计，1905年至1928年7月约有3000余篇论文发表在80余种国学报刊上，国学之热度可见一斑。
受冷
晚清民国时期，国家政治动荡、内外交困，传统政治体制和民族文化受到严峻挑战，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为抵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最直接的选择自然是从技术（器物）层面“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从引进枪炮、舰艇到兴办洋务企业，从派遣留学生到创办洋务学堂，从机械制造到数学、化学、物理学，时彦趋之若鹜。但技术上的紧追直上，仍旧避免不了甲午海战的惨败。因此，中国需要政治层面的变革。从君主立宪到辛亥革命，从清末新政到民主共和肇建，专职皇权成为浮云，民有、民治、民享政治深入人心，引得无数中华儿女竞折腰。科举制废除，新学制颁行，传统士绅阶层逐渐消亡，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代之而起。国人在剧烈变化中调整认知自身与世界的角度，迫切希望重估传统文化与西方理念的价值，构建新型民族国家精神内核，改造国民塑造现代公民。至此，中国的近代化深入到了文化层面，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全盘西化”的呼声方兴未艾。
然而，面临社会转型，思想多元的现实，如何建设一个既符合社会发展需求，又充分体现民族特色与自信的文化价值体系呢？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民族国家精神的构建必须植根于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本国文化土壤、历史背景血肉相连，才能铸成具有本国文化特色的价值目标、理念、规范等。正如鲁迅所言，在倡导学习西方剥离民族文化糟粕时，不能把“孩子”连同脏水一块泼掉。
实际上，随着国门洞开，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历着一场危机与浩劫。西方探险家、学者纷至沓来，如攫取敦煌文书的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日本佛教遗迹探险家大谷光瑞，发现西夏黑水城遗址的俄国考古学家科兹洛夫，组织中瑞西北科考团的核心成员瑞典人斯文·赫定；敦煌文书、黑水城文献被大量盗走；由于对一手资料的垄断，西方世界很快建立起了敦煌学、西夏学、东方学等学科。陈垣先生在《敦煌劫余录》中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在此背景下，传统学术体系已无法与西学以及新学一较高下了。
回暖
传统学者被归入“旧学”阵营，作何考虑呢？语言学家黄侃先生认为，“方今华夏雕瘁，国闻沦失，西学殊来，荡灭旧贯。怀古君子，徒用旧伤，寻其痟残，岂诚无故？老聃有言，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然则持老不衰者，必复丁乎壮矣；于穆不已者，必自除其道矣”（《国故论衡赞》）。传统学术研究，以经学、理学、史学为代表，至明清臻于烂熟，新材料、新视角、新方法匮乏，导致学术缺乏活力，发展迟滞，即“物壮则老，是谓不道”。然而，传统文化迎接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则必采取坚守与变革并存、回顾与展望并重的策略，才能焕发新生机。以黄侃为代表的旧学家深刻认识到国故要得以生存、发展，关键在于适应世界潮流，并遵循学术发展、生息的规律。可见，国学热不单纯是对西学或新学回应的产物。
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看，西学或新学是在一定形势下，经过中西对比而作出的应激反应。而国学热则是在对比古今中外、反思自身、重估价值的基础上，对引领中国近代化的西学的呼应，是民族文化自觉的强烈表现。
国学研究的热潮在学者间不断升腾。诸如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黄侃、刘师培、顾颉刚、钱穆、吕思勉等先生，不盲目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利用新研究方法整理国故潜心研究多有建树，对当代、后世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