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兰捐资创办首所中国公共图书馆(3)
辛亥革命网 2013-05-09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王桂云 查看：
在经历了伴有阵痛的这三次创新后，古越藏书楼才得以诞生，并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牢固地确立起自己的开创地位。南通人张謇在光绪三十年（1904）曾作《古越藏书楼记》，盛赞徐树兰“举其累世之藏书，楼以庋之，公于一郡，凡其书一若郡人之书。”“楼成，其乡之人大欢”。并自称：“亦欲效先生之所为，而亦欲海内藏书家皆仿先生之所为也”。以后张謇即创办南通图书馆。1903年，杭州有浙江藏书楼之设。1904年，长沙开办湖南图书馆。在古越藏书楼建成后的十年间，办公共藏书楼、公共图书馆蔚然成风，这都是与徐树兰建古越藏书楼有直接关系的。古越藏书楼的诞生，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从封闭的封建藏书楼向近代公共图书馆的过渡。
徐氏的家乡绍兴，素称文物之邦，文化积淀深厚，在古代，特别是明清两朝藏书业极为发达，藏书楼棋布林立，徐树兰即是清末享誉浙东的著名藏书家。徐家还自己印书，蔡元培曾于1886―1900年在徐家校刊图书，存世的《融经馆丛书》（徐友兰辑，清光绪中徐氏八杉斋刊）、《会稽徐氏铸学斋丛书》（徐维则辑，清咸丰光绪间会稽徐民刊）、《式训堂丛书》（清章寿康辑，清光绪中会稽徐氏刊）、《绍兴先正遗书》（徐树兰辑，清光绪中会稽徐氏刊），均为徐氏的家刻本。既广搜博采，又自家印书，藏书之富便可想见了。蔡元培曾自述在徐家校书的这段经历说：“徐氏藏书很多，我到徐氏后，不但有读书之乐，亦且有求友的方便。”然而，因封建私有制的关系，旧时藏书家的藏书，是秘而不宣的，除自己的子孙后代可以阅览之外，宁喂蠹鱼也不示人，带有明显的封闭性。生活在藏书之乡，自己也是藏书家的徐树兰，对封建藏书楼的这些弊端自然也是知根知底的，但要破除这些旧的藏书理念，只能是在他积极投身变法维新运动以后。
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和由此酿成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也波及绍兴，当地的一些乡绅出于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心，也同情和支持改良派的改革主张，徐树兰即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徐树兰光绪二年中举，授兵部郎中，改知府，较早接受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主张，“是绍兴头一个提倡维新的人。”他主张改革教育，务农富国。
于是他身体力行，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倡捐巨资，拟借豫仓”，创设了绍郡中西学堂（后归并绍兴府学堂），自任校董，延访中西教习，礼聘督课生徒，开设文学、译学、算学、化学等新学科，每学期招生，少则数十人，多则百数十人。1899年，徐董聘蔡元培为学堂的“总理兼总校”，对学堂教学作了进一步改革，增设日文、体操、格致等新学科，并创设学堂图书馆――养新书藏。
养新书藏借社会的力量，通过捐书助资的途径来解决购书经费支绌的困难。其藏书不限于师生可以利用，而且“兴于有用之学”，但进不了学堂，又置不起“至繁”的新学著作的“寒士”，也能到学堂图书馆借阅图书，使其自学成才，好为振兴国家效力。养新书藏的设立及其略例的制定，为后来徐氏创办古越藏书楼取得了经验。
综观古越藏书楼的藏书范围，也可证明其兼收并蓄的开阔胸怀。与后起的官办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古越藏书楼的藏书特色更为显著，藏书思想更见高明。
徐树兰参照西方各国成例，制定了一套完善的藏书管理制度与方法。从《古越藏书楼章程》中，可以看出古越藏书楼呈具备了近代西方公共藏书特征的开放式私立公共图书馆。它的各项规章周到完备，具体管理方法细密严谨。
从章程中可以看到，古越藏书楼设总理、监督、司事、门丁、庖丁和杂役各一人，司书之职则设两人：一人负责图书借阅，另一人负责报章借阅。章程对每个职位的职责范围与职权均作了具体的规定，既分工明确又互相照应。整个章程体现了既严格管理图书，又方便读者利用藏书的思想。
古越藏书楼在管理方法、制度章程和图书分类编目上，进行了区别于封闭式的封建藏书楼的若干创新，这对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并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序幕，因此国内外图书馆界都一致公认，古越藏书楼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4月，徐树兰会同胞弟徐友兰及同人罗振玉、朱祖荣等，创办上海务农会和《农学报》，并在昆山“购地垦荒，辟种植试验场，以振兴农业”。又在上海黄浦之滨置地百亩，采购各国农作物良种，开辟了种植试验场。其间，徐树兰曾著的《种烟叶法》。由北洋官报局印刷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