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金石考古名家吴大澂(5)

　　吴大澂的《愙斋日记》，当是一部记实之作。记录的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一月至三月之事，其中既有战乱情况的记载和个人心境的叙述，亦有不少寻访文物及交游记录。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改名“天京”并定都在此，随即展开北伐及西征。当1860年夏克复苏州、嘉兴后，李秀成率太平军即向上海进军，击败了由华尔指挥的洋枪队，并分别攻克了仓州、嘉定、南翔、奉贤、青浦、宝山等，粉碎了清兵和洋枪队的进攻。

　　在吴大澂日记有所记载：

　　“连日贼烽甚紧，青浦一股，窜拢泗泾，蔓延至于真如、大场，距城不过二十余里，上海人心颇觉惊慌。”（二月初四）

　　“询系抚辕武巡捕方连三带兵七百人，攻打南翔贼巢，竟为所败，死伤不计其数，狼狈进城。市人纷纷骈立而观，互相惊诧。”（二月初六）

　　“闻松江官兵大获全胜，逆贼败回，且有夷兵导贼，为我兵炮击伤，毙夷酋，贼烽大挫。”（二月初九）在《愙斋日记》前言中，吴大澂曾言：“兵戈满眼，迹等萍浮，物候惊心，春生梅点。入新年而荏苒，恐旧学之荒芜，鸿爪易陈，驹光难驻。况潘岳闲居之日，正苏公发愤之年。家富芸编，惜付楚人之一炬；胸惭茅塞，宜勤君子之九思。逝者如斯，日惟不足，偶贪稽懒，未免边嘲。问奇书而莫借州，盟暗室而犹防草窃。韦弦可佩，座亦留箴；簿录有稽，珠还记事。凡见闻之所及，虽琐屑而必书，庶寻常日用之间，亦检点身心之助云尔。”可见战争对百姓之影响。

　　中日甲午海战失败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派李鸿章赴日谈判，签日本人逼迫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仅要割让土地，而且赔款两亿两白金。为此举国哗然。吴大澂得知后，吴大澂带着一种负罪的心情，自责于兵败于辽宁，欲以他的收藏来抵充赔款，于当年五月二十五日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发去一急电云：“倭索偿款太巨，国用不足，臣子当毁家纾难。大澂廉俸所入，悉以购买古器，别无积蓄，拟以古铜器百种、古玉器百种、古镜五十圆、古瓷器五十种、古砖瓦百种、古泥封百种、书画百种、古泉币千三百种，古铜印千三百种、共三千二百种，抵与日本，请减去赔款二十分之一。请公转电合肥相国，与日本使臣议明，作抵分数。此皆日本昕希有，置之博物院，亦一大观。彼不费一钱而得之，中国有此抵款，稍纾财力，大澂借以伸报效之忱，一举而三善备焉。如彼允抵，即由我公代奏，不敢求奖也。鄙藏古器、古泉，日本武扬（前任驻华公使）曾见之，托其转达国王，事或可谐。”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六日，吴大澂急电发出十天后，还未收到张之洞的答复，于是再次致电张氏，催促此事。电文云：“刚电及函，想均鉴及。如合肥不愿议减，或倭使不肯婉商，可否乞公代电总署，托俄公使，电告俄王，玉成其事，令倭减去二十分之一。如有成议，澂当另备古物百种，由总署转送俄王。与其竭我脂膏，不如略减赔款。所以请公代奏者，澂本部民报效之款，应由原籍地方官上闻，惟公知其心迹，无他耳。纾君父之急，与从井救人不同。”尽管张之洞不予理会,虽然吴大澂此举幼稚可笑,但可见他的一片爱国之心。

　　（三）西北访古。他一生的宦迹所至，北起中俄边界，南至广东、港澳，西抵陕甘，东更远至朝鲜，可谓遍及大半个中国以至境外。但对他而言，西北之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吴大澂一生中，曾先后两次前往西北，均在中进士以后。第一次是同治九年，这年二月，请假南归的吴大澂专程乘船逆流而上，赶赴湖北，面谒两湖总督李鸿章，随后留在李氏幕府任文案。三月下旬，他随李氏统兵入关中，沿途撰有《恒轩日记》，详记沿途风土人情。五月十六日，行抵潼关。一个多月之后（七月初），因天津教案爆发，李鸿章奉命移军驻扎近畿，吴大澂也于同月初六日收拾行李随军离开陕西。赴津途中，他接到继祖母周氏去世的消息，一抵达天津后，遂立刻乘轮船南归奔丧。吴大澂第一次西北之行前后不到两个月，但已有不少访古活动，不过现存资料有限，仅从其致潘康保书信中知“抵西安后，碑林及骨董铺无日不去。得旧翻《华岳碑》，气味俱佳，不知何本。《曹全》得一精拓，却不甚旧。此外得汉碑十余种，均无额，在华庙见残碑阴数行，手拓数本，未考何碑阴”，大略情形，可见一斑。

　　吴大澂第二次赴西北是3年之后。同治十二年八月，他接到外放陕甘学政的命令。九月初从京师出发，经过一个月的跋涉，于十月抵达三原，接印视事。这次在西北任职前后共计3年之久，直至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卸任，才请假回籍省亲。

　　在陕甘学政任上，吴大澂除了不断赴各地巡考外，大多时间都用于访古、考古上。如在袁保恒处看到“盂鼎”后，曾对铭文加以考释，并向潘祖荫通报鼎的有关情况。更重要的是，光绪二年三月，吴大澂在西安以百金购得“愙鼎”，虽然此器不足以与后归潘祖荫的“盂鼎”相抗衡，但确是吴氏收藏吉金中的精品。这一时期无疑是吴氏一生访古活动中最重要的阶段。本年吴大澂42岁，此后的25年里，“愙”这个字一直跟随着他，“愙斋”这个别号也在他的书札、印章、著作中留下了永恒的痕迹。

　　在陕其间他意外访到从南方流落到此的瞿中溶后人瞿经孳，见到了访觅已久的瞿氏遗稿《集古官印考证》。在吴大澂的多方筹划下，此书终于得以刊刻问世。在序文中，吴大澂回忆了他集藏古印的往事以及外祖父对他的深刻影响：

　　曩在里门，假馆外王父韩履卿先生宝铁斋，得见长洲顾氏、归安吴氏所藏历代官私各印，择其精者手辑成帙，益以同好所遗，常卖家所见，集有二千余种。后于翁叔均上舍处钞得嘉定瞿木夫先生《集古官印考证》目录一编，以大澂所集校之间，有是编所未及，终以不得一见全书为憾。自咸丰庚申以后，旧所辑录，尽付劫灰。近复稍稍搜集彝器款识及两汉吉金拓本，得数百种，而古印精品绝少，官印尤不易觏。潍县陈寿卿丈《印举》一书，集至六十余种，自古未有之巨观。大澂欲购之而未得也。去秋，视学秦中，获交瞿经孳刺史，询其先人，遗著多半散佚。而《集古官印考证》独无恙，且谋锓板矣。今春携书过访，展卷读之，鉴别之精，考据之确，与历代职官、舆地志书相印证，足为读史者考镜之资，元明以来著录家所不逮。适有北山校士之役，未及卒读，谨书数语归之。先生所藏古泉山，后归韩氏宝铁斋，劫后不知所在。惜乎是书之刻履卿先生不得而见也。

　　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作为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和吴大澂的外祖父韩崇是至交，此后对吴大澂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虽然陈介祺、吴大澂在生前并未见过一面，两人仅通过书信往来进行交流，但这并没有妨碍到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吴大澂曾将他在陕西访古行程写成《石门访碑记》，附信寄示陈介祺。陈氏则积极促成吴大澂完成《陕西碑目》，这是陈氏早年的夙愿。为此，陈介祺曾将他所著的《陕西碑目》《藏古目》等稿寄吴大澂，希望通过吴氏的努力，能够实现他这一愿望。虽然吴大澂此后又得到叶昌炽（字颂鲁，号缘督）的帮助，《陕西碑目》最终还是没能完成。不过，叶昌炽的《邠州石室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陈、吴二人的遗憾。《陕西碑目》经过陈介祺、吴大澂、叶昌炽、缪荃孙诸家之手，后归潘景郑先生收藏。潘先生在题记中对此中原委有较为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