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陕甘宁边区政府防疫政策

辛亥革命网 2022-08-25 09:12 来源:团结报 作者:丁健 都丹阳 查看:

 陕甘宁边区深处内陆,自古疫病多发,巫医盛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科学系统地治理疫病,将预防与宣传相结合,开展卫生运动,为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陕甘宁边区深处内陆,自古疫病多发,巫医盛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科学系统地治理疫病,将预防与宣传相结合,开展卫生运动;构建卫生防疫体系,并培养大量医疗人员;推进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并以多种方式进行卫生宣传教育,改变群众的不良卫生习惯。这不仅健强了边区人民体魄,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以预防为主,开展卫生防疫运动

  中国共产党早有防疫经验。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就遭受过几次重大疫情,并在实践中初步形成了预防为主、宣传与政令相结合、开展卫生运动等具体举措。初到陕北后,连年艰苦的战争加之落后封闭的农村,不良的生活卫生习惯以及药物的缺乏,在陕甘宁地区肆虐多年的传染病成了威胁军民生命的潜在杀手。据欧阳竞回忆:“边区总人口约150万人,每年死亡成人与婴儿达八九万人……以延安市为例,因传染致死的平均每年有500多人。”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下令,要严密注意疫病发展,以预防为主,改变民众不良的生活卫生习惯。

  1937年,随着边区人口越来越多,改变公共环境卫生已经迫在眉睫。3月16日,延安开展卫生运动周活动,内容有开展卫生宣传、设置公共厕所、动员种牛痘等,并提出在21日进行城市大扫除。经过这次卫生运动周,延安城大变模样,卫生运动开始向边区农村发展。1938年边区政府还在《新中华报》上提出《疫情防治条例》,即禁止污染水资源、保持室内整洁、不堆垃圾、不食生水、开展打苍蝇获奖运动等,增强民众的卫生意识。此后,边区政府曾多次开展卫生运动。

  1936年,埃德加·斯诺来延安之前,他写道:“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我都注射过了”,但在陕北地区,民众接种牛痘者和预防针的少之又少,这在他们看来比不过巫医、阴阳师的针线和“土方”。1937年3月的卫生运动期间,医务人员共接种了1400多人,其中群众接种人数400余人。对于这种情况,《新中华报》有社论指出,对边区军民要强迫接种牛痘和注射防疫针。1939年国联防疫团到延安指导并协助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他们在延安进行卫生教育和传染病调查,帮助修建公厕、垃圾坑,并为延安民众接种牛痘2600人,注射预防针3000余人。1941年10月,卫生处总结半年来的工作,指出“曾注射伤寒霍乱疫苗二百瓶,牛痘苗三十打,注射三千三百余人。”

  在卫生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诸如一年洗四次被子等不切实际、只注意表面工作的做法。群众表示:“被子一洗就破,损失太大。这样的卫生不好讲究。”有的地方发动群众打苍蝇抓老鼠换钱,却没有说这是在防止传染病,结果许多群众用手数苍蝇反而更易受传染。而虱子总是灭除不干净,民众早已习以为常,容易懈怠。为此防疫人员想尽多种办法,调动人们讲卫生的积极性。1943年,防疫总委员会发出了《为防止回归热及斑疹伤寒的通知》,要求每半月要洗澡、换衣,进行灭虱运动一次。对于缺水的陕甘宁地区,常洗澡换衣虽是科学合理要求,但“不洗澡可以保护身体”等错误知识和“衣服常洗容易坏没得钱买”的贫困状况,都曾使灭虱运动陷入僵局。

  此外,政府还为边区人民搭建专门的牲畜圈,挖建垃圾集中处理处,宣传人畜同住的危害,要勤打扫牲畜卫生,解决了牲畜粪便满地都是、苍蝇到处乱飞的景象。

  建立科学的卫生防疫体系,进行制度化治理

  为应对边区疫病,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置层层机构防治疫病。1937年10月设卫生科,11月设边区卫生委员会,1940年5月成立延安防疫委员会,后又设边区总卫生处,“边区自总卫生处正式建立后,各县设卫生科员,各区设卫生员,各乡设卫生委员会,半年来边区卫生保健工作,得以有组织地开展。”为进一步深化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1942年4月28日,陕甘宁边区成立防疫总委员会,规定其“直属边区政府,统一管理全边区防疫工作。”

  为使防疫工作有章可循,边区政府、防疫总委员会陆续出台了防疫条例、命令和通知。如1942年出台的《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对边区现存的传染病按紧急程度进行分类,并给出不同的应对方法,进行了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同时,边区还建立完善儿童防疫等方面专门的防疫制度,并在实践中初步建立起一套因地制宜、简单易行的疫情防控机制。

  吸收和培养多层次的卫生防疫人员。毛泽东曾提出要“实现每个区一个医务所,每个乡一个医生”。但现实是不仅医药十分不足,医务人员也十分紧缺。抗战初期,就卫生教育问题,边区政府及卫生部作出许多指示和具体规划,创建卫校、医药专修班、助产士训练班等医教机构。南京国民政府也陆续派遣一部分医疗人员来到延安,但在战争年代,医护总是供不应求。此外,号召、动员医护人员援助抗战,发挥自己的价值,吸引了众多医生如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等人来到延安。

  边区民众面对疾病往往倾向于求神拜佛,靠巫术治病。毛泽东在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进行演讲时说道:“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陕甘宁边区的巫医大多是装神弄鬼骗取钱财,也有一些则是稍有一点医学常识的庸医。他指出,如果“不联合现有边区1000多个旧医生和旧式兽医,提升他们的医疗服务水平,那么实际上就是助长巫神气焰及眼睁睁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面对此种情形,中共中央一方面揭露巫医骗取钱财不懂治病的真面目,一方面对其中稍懂医术的人员进行思想“改造”和职业再培训,吸收进医疗队伍中。

  为了使边区拥有更平稳的医疗资源,毛泽东等领导人还发出了“吸收大后方医务人才予以特别优待”的指示,声明要想尽一切办法吸收高水平的医务人才。在党的感召下,一大批爱国医学生赶赴延安,为边区的疫病防治工作带来了巨大助力。

  除此之外,妇联、边区医院等部门还联合起来开办妇女培训班,为农村妇女讲解基础的生产、育幼卫生护理知识,促进了医疗护理人员的增加。

  推进中西医结合,群策群力防治疫病

  陕甘宁边区的医疗机构及药品十分匮乏,边区人民“看病难,治病更难”。巫医盛行,偏信“偏方”,这是中共到达陕北后所面临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在医疗理念上虽然更偏向西医,但许多伤病员因为无法接受有关药物治疗,又不得不使用中医诊疗。医生们沿用中国古老中草药智慧和民间土方,就地取材,用中草药来治病防病,如炮制陈皮、远志和当归等酊剂,以作药用酒精;用大蒜治痢疾,用花椒水或茄子秧水洗脚治冻疮等。在医疗器械上,用普通锅代替消毒锅,煮开消毒;用竹子做镊子;自制手术床等。据马海德回忆:“国际和平医院的药物,有三分之二是由中草药组成的。”

  由于中西医治疗理念不同,见效时间及效果不同,二者分歧很大。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两种医生要合作”的口号。1944年春,延安郊区的川口、柳林、金盆等地开始出现疫情,病势极为猖獗并迅速蔓延。延安防疫委员会抽调医生对该地区环境进行取样调查,认为该病主要原因是饮用水不干净,其次是因为民众不常洗澡洗衣,虱子丛生,得斑疹伤寒者众多。边区政府立即组织人力物力,制定防疫措施,力图扑灭疫情。在这次疫情危难面前,中医发挥了特殊有效的诊断救治作用。多位中医斟酌协商,先理病源后理病状,确定了针对疫情的中药方。据统计,“在川口区三乡,未经治疗的病人死亡率占98%,而经过医疗者却只死去20%。”实践证明,中药在疫病救治上确有效果,这也是中西医合作防疫的一次有效实践。

  除疫情救治上的“中西合璧”外,中医中草药在伤病员的诊治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金银花、野菊花可以败火,柴胡清热解毒,肩腿疼痛艾灸诊疗,热敷疥疮可以促进化脓……边区还建立制药厂和保健药社,提炼中草药,如莨菪草镇疼药膏、以防贫血的“壮尔神”、治疗水土不服的黄芩药丸。

  以多种方式进行卫生宣传教育

  1939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充分肯定边区卫生防疫保健工作三年来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强调“应在边区人民中进行普遍的清洁卫生教育,提高人民讲究清洁卫生的知识”。为提高人民的卫生知识,中共以多种方式开展了卫生宣传教育。

  开展报纸、手册、墙报、黑板报等文字宣传。《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边区报纸特开设防疫卫生专栏,实时跟踪报道当时疫病的详细信息,讲解疫病传染的原因、危害以及各地区防疫的成果和经验,教育群众做好卫生防护。如1944年川口等地的“吐黄水病”、1945年安塞等地的麻疹,《解放日报》都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办墙报、黑板报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宣传特点,它们直观明了,经常立在村里集会的地方,由于农民大多不识字,就常有人宣读,成立读报组,向大家讲解边区政府的政策和防疫情况,宣传卫生教育。此外,卫生部门还办有《国防卫生》《医务生活》等杂志,地方机关和卫生组织还出版了许多卫生小册子。据边区总卫生处统计,1941年上半年其在乡村共印发军民卫生手册2000份,传染病防疫问题100册,防疫须知300册,防疫传单8种。

  画册、秧歌、话剧等文艺作品宣传。开展在群众聚集的庙会上,边区地方政府、妇联等多机关联合出击,以讲解卫生画册、设问诊棚、扭秧歌做卫生宣传。在清凉山庙会上,妇联带着各种药品和“怎样养娃娃”等彩画画册进行宣传;在子长杨家园子庙会上以文化棚、问病处、秧歌三种形式宣传卫生等。1944年,中央总卫生处根据医生们长期以来对抗巫医、治病救人的实际经验,还编排了大量的“卫生秧歌”和话剧,到各地流转演出,宣传卫生防疫内容。

  将卫生教育寓于知识教育中。中国共产党初至陕北便组建起中小学和夜校,随着卫生运动的逐渐开展,边区政府在中小学生教育和夜校教育中融入了卫生防疫知识。为减少文盲,也便于卫生知识的普及,边区政府还在农民冬季农闲时期对其进行以认字为主,普及卫生知识、农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为辅的冬学教育。在妇女冬学中,依据年龄不同、需求不同其教学内容也有所变化。以镇原妇女冬学为例,年纪小的女娃娃要以识字为主,十六到三十五岁的妇女则以卫生为主,年纪再大一些就专讲卫生。

  医疗队下乡使卫生防疫宣传深入农村地区。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医疗条件十分落后,困窘的人民面对疾病束手无策。医疗队通过“治病救人”的方式,使民众了解、认可并接受现代医疗手段,是可行且高效的宣传方式。自中共到达陕北后,多次向地方派出医疗队伍,随着医疗体系的逐渐完善,逐步形成了由几大医院卫生处统管、各医疗卫所保健药社等深入地区的医疗系统,辐射地区更广更深,但医疗工作者仍不断发出“到农村去”的号召。每值疫病来临之际,更会组织多支防疫队、工作组深入农村,防治疫病,进行卫生教育。1942年清涧、定边、延安县等地发生疫情,边区防疫委员会组织防疫医疗队深入农村,为农民看诊治病,开展医务工作。1943年春,边区卫生处派医生深入农村接种疫苗并开展卫生运动。1944年至1945年,多次派遣医疗队前往延安县区、甘泉、安塞等疫病多发地进行调查,救治病人并宣传卫生防疫知识。

  开展卫生展览,促进群众卫生意识转变。1941年延安举办第一次医药卫生主题展览,以扩大防疫卫生运动。1944年延安举办了规模更大的卫生展览会,分十个部分宣传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同巫神作斗争等内容,以大量实物直观展示边区防疫成果。例如,让群众使用显微镜观看水中的细菌、微生物,使他们切实感受到为什么不能喝生水;使悔过自新的巫医现身说法,揭破骗局;用新旧两种接生方法对比,怎么“保佑”妇婴健康。展览会移至延安大学礼堂后,根据群众需求将防疫和妇婴部分扩大。据统计,前往卫生展览会参观者达万余人,其中老百姓几占一半。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通过典型动员群众参与卫生运动。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1944年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卫生模范评选活动,仅半年延安市便涌现出5个模范卫生村、17个模范卫生家庭以及许多卫生模范工作者。如在杨家湾卫生运动中,由一开始区乡干部和医生耐心劝说帮助进行卫生清洁,到挖掘典型选举侯学林、王有德、王有全三家为村的卫生模范家庭,再推广至全村,使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发动村与村的卫生竞赛,对周边村落产生影响。如任家窑子的麻老太,虽然勤劳朴实但却不讲卫生,窑洞脏乱、蝇虫乱飞,因为用脏手揉眼睛还患有很重的砂眼。随着医护人员对她进行治疗并时常讲解卫生常识,她开始打扫卫生,注意清洁,思想有了转变,成为全村的卫生模范。除卫生模范外,还挖掘不讲卫生的典型,如对安塞陈峁村进行卫生大扫除。

  通过大力开展防疫卫生运动,陕甘宁边区的疫情得到基本遏制,疫病的暴发率和死亡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医疗体系基本健全,群众逐渐掌握了防疫的基本常识,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初步形成了健康的个人卫生意识。同时,也密切了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2022年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党性理论的文献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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