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方略》中的食住行设想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为数极少的兼具思想家与行动家的伟人，对于他的著作的研究具有时代性与对话性。他一生从事革命运动，创立三民主义的理论，其中仅民生主义的内容就十分丰富，《建国方略》关于百姓食住行方面的论述就表明了这一点。

　　一 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建国方略》提出了中国南北方民众主粮的机器加工问题，称“吾意扬子江及南部中国诸大城镇以米为主食者，当设许多磨米房；扬子江以北以小麦、燕麦及米以外之他谷类为主食者，其诸大城镇当设许多磨麦机房”等等。孙中山认为收获下来的稻子、小麦只有以机器方式加工，才能及时存储，以备后需。

　　与此相关的是粮食的贮积。对此孙中山提出“每一县余出之谷类，送至近城贮藏；每一城镇须有一年食物之贮积。经理部当按人数依实价售主要食物于其民，更有所余，乃以售之于外国需此宗食物且可得最高价者……输出所得巨资，以之偿还外债本息，固有余也。”对于“前此禁止输出法之下，食物多所废坏”的情况，孙中山是非常不满与痛心的。他还力主黄豆出口。他说，“以黄豆代肉类，是中国人之发明。中国人、日本人用为主要食料，既历数千年。现今食肉诸国，大患肉类缺乏，是必须有解决方法。故吾意国际发展计划中，当以黄豆所制之肉乳油酪输入欧美，于诸国大城市设立黄豆制品工场，以较廉之蛋白质食料供给西方人民。又于中国设立新式工场，以代手工生产之古法，而其结果可使价值较廉，出品亦较佳矣。”如此设想，真是一个双赢的方案。

　　鉴于当时中国与西方强国在食品加工方面的巨大差距，孙中山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在《建国方略》中他说：“吾前此论捕鱼海港之建设及捕鱼船舶之构造，已涉及海水食物”，就是“陆地食物生产之事”亦“须国际扶助”。理由是“欧美二洲之工业发达早于中国百年……无论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也。”

　　二 安居乐业，这是每一个国家当政者心知肚明的道理。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也讲到了住房问题，在他看来“旧中国之居室，殆无一为人类之安适及方便计者。”“中国一切居室将于五十年内依近世安适方便新式改造，是予所能预言者”。孙中山根据自己长期在海外居住的生活体验，认为在“在城市中所建屋……每家有四房间至六房间”。按照他设想的单独建设的一家之居室最少要有8个房间。事实上孙中山的预言过于乐观，就中国大陆而言，大规模的商品房建设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展开。商品房的设计强调了舒适性、私密性，成套性，不再是72家房客拥挤在一道，共用厨房、厕所，互相间可以随意走动，哪家有个人来客往，有个来信来电（传呼电话），众邻居知道得一清二楚。目前的商品房一般都有客厅、餐厅（有的是两厅合一的）、厨房、卫生间及主卧，这样就有5至6间了。如果加上次卧、次卫、书房、储存室，那就有10间左右了。诚如孙中山所言最少要有8个房间的居室才能满足三口之家核心家庭的日常居住需要。

　　与住房相关的配套问题一是自来水。孙中山说当时中国“除通商口岸之外，中国诸城市中无自来水，即通商口岸亦多不具此者。许多大城市所食水为河水，而污水皆流至河中，故中国大城市中所食水皆不合卫生。今须于一切大城市中设供给自来水之工场，以应急需。”城市住房通自来水，不仅仅是方便居民生活的问题，实际上还涉及到对水污染的警觉与治理问题。

　　与住房相关的配套问题二是供电供热。孙中山说“中国一切大城市供给灯光，设立制造机器发光工场”，要“设立电工场、煤气工场、蒸气工场，以供给暖热。”机器发光工厂就是发电厂，从节约成本考虑，孙中山认为以集中供热为好。孙中山还论及厨用燃料问题，其实这也是与吃饭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既要吃饭，当然需要烧饭；既然要烧饭，当然需要厨用燃料。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最贫乡村之人，每费年工十分之一以采集柴薪。城市之人，买柴薪之费占其生活费十分之二。”孙中山认为“柴薪问题，为国民最大耗费。今当使乡村中以煤炭代木草，城市用煤气或电力。”从另一角度来说，孙中山的这一替代方案又有助于保护树木，减少水土流失与空气污染。

　　三是住宅电话问题。人是需要交往的，做生意，搞学问更是需要灵通的信息。因此孙中山提出，“无论城乡各家，皆宜有电话。”由于各种原因，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十分缓慢。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普通居民要装一门家用电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首先要交高达4000元的初装费，别的城市更是可想而知了。当然今非昔比，目前全国上下手机空前普及，一人拥有两只手机的也不在少数。以上均说明了孙中山设想的超前预见性。孙中山还提出，“欲用煤炭、煤气、电力等，皆须有特别设备，即由国际发展机关设制造煤气、电力火炉诸工场”，他认为包括电话机工厂均“当于中国设立，以使其价甚廉”，使中国百姓买得起，用得上，而不是只有少数人才能享用，这也是他“天下为公”“博爱”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 众所周知，孙中山对于建设铁路是十分重视的，有过很多论述。其实除了铁路建设之外，孙中山还高度重视门对门运输的公路建设。他对于公路的建设也提出了远大的规划，并把它和中国的发展速度直接联系起来：“中国欲得近时文明，必须行动。个人之行动为国民之重要部分，每人必须随时随地行动，甚易甚速。惟中国现在尚无法使个人行动容易，因古时大道既已废毁，内地尚不识自动车即摩托为何物。自动车为近时所发明，乃急速行动所必要。吾侪欲行动敏捷，做工较多，必须以自动车为行具。但欲用自动车，必先建造大路。吾于国际发展计划，提前一步已提议造大路一百万英里。是须按每县人口之比率，以定造路之里数。中国本部十八省约有县二千，若中国全国设县制，将共有四千县，每县平均造路二百五十英里。惟县内人民多少不同，若以大路一百万英里除四万万人数，则四百人乃得大路一英里。以四百人造一英里之大路，决非难事。若用予计划，以造路为允许地方自治条件，则一百万英里之大路将于至短时期内制成矣。”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的自行车大国了。改革开放以后，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高等级的公路不断兴建、延伸，目前已经达到了县县通公路的目标。在重庆等自行车无法上下陡坡的山地城市，摩托车大行其道。还有每年春节前后，可以看到农民工们驾驶着成千上万辆摩托车奔驰在往返家乡的途中。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地方来说，要致富先修路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共识。由此可见，孙中山公路建设计划即是超前的也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建国方略》不仅仅是一个强国方略，而且也是一个便民惠民富民方略。《建国方略》表明孙中山对当前社会情况方面的注意研究，体现出他全心全意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孙中山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实现，虽然说《建国方略》发表后，也获得了一些欧美人士的赞扬与喝彩，但是光打雷不下雨，口惠而实不至，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对孙中山关上了大门，唯利是图的外国资本家全不看好孙中山，遑论投资赞助？要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抱负，为实施《建国方略》扫清道路，孙中山只有转向苏俄，寻求苏俄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如今的中国，《建国方略》中关于食住行的设想很多已经实现，而且远远超出。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