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近代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变迁

       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当时生产力发展阶段及社会架构组成有密切关系。母系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部落的生存与延续与人的数量息息相关，作为孕育者的女性是部落的核心。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存能力增强，女性作为生产者的生理劣势逐渐明显，男性的力量获得支配权，女性也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庸，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尤其在传统中国社会中， 女性更是受到了十分严苛甚而残酷的待遇。“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女性道德给广大女性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女性的权力被残酷而无情地剥夺。但近代到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古老的关口，中国社会陷入了长期动荡时期，同时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传入中国，“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这些观念如夏日里的飓风暴雨，冲击着传统中国的君权父权至上的观念；中国女性也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近代各次社会改良、革命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也逐渐得到了承认。近代历史中，也闪耀着女性坚韧而美丽的身影，秋瑾、谢婉莹、舒婷、宋氏三姐妹，不论是政治还是文化领域，都活跃着女性的身影。在此谨以各次运动为纲，浅析近代女性社会地位逐渐变化及原因。
 
       第一节 太平天国

       1853年，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这是太平天国首领对平等理解的集中表达，糅合了中国农民传统朴素的平等思想和西方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其中也表达了男女平等的意愿。

       中国古代有“男称丁，女称口”之说，封建时代主要是以一家“丁”的数目分配土地和担负赋税，女性享受不到平等的土地权益。这从根本上显示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女性只是作为男性附庸而生存。如，“晋代规定女子占田的限量和课亩的数量。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推行均田制，规定妇女受田20亩，麻田5亩，为男子的一半。隋炀帝仁寿四年，规定女子不再受田，原来每户分配的田地全部划归男丁名下。”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女性地位的低下，由此可见。

       但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却首次显示出男女土地权利平等的现象，甚至生活中也有所体现。“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 土地的分配仅以年龄为标准，而不因性别而有差异。男女具有相同的分得土地的权利，也就是说，女性具有了在小农经济时代的生存基础，一定程度上不再作为男性的附庸。“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在做礼拜时分男行女行，而不是如古代家族宗祠祭祀中一样歧视女性。这里都表达出了一定程度上男女平等的思想，具有进步意义。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这些思想也必定会在人民群众中间得到传播，女性获得了基本的土地权利，其社会地位也将渐渐发生变化。

       虽然实际上太平天国运动中女性土地权利并未如此公平，男性仍有一定特权，但这是农民意识的劣性，不可能一次得到解决。因此，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人民对女性地位的新认识，这种思想不仅是人民平等思想的觉醒，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基督教义中观念的影响。洪秀全曾受基督教的影响，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是“拜上帝教”教众的起义，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其根本，是西方基督教的传入，对中国百姓观念产生了冲击，平等等思想借由宗教等方式逐渐进入人们内心，虽不坚定，但潜移默化之下，人们的性别观念也逐渐有所松动，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悄然变化着。

      第二节 戊戌变法

      1898年6月11日到1898年9月21日，短短的103天，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变法中诸多法令，在腐朽的中国刮起了一股飓风。其中，女学的兴起和“不缠足运动”，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

       女学并非近代新学，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即有女学，不过那是女学是以“三从四德”为核心，是对女性权利剥削的合理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性别观念，至今仍然可以感受到其影响。但近代封建制度的破坏，西方思想的传入，对传统女学造成了极大冲击，女学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男女平等”是女学及近代思想中的重要部分。女权意识的觉醒，也显示出来。戊戌变法时期的启蒙思想家，首先提出了以“自养、自知、自强”为宗旨的新时期的女学，对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传统观念明确发起了挑战。严复在《论沪上创兴女学》中说：“泰西妇女皆能远涉重洋，自去自来，故能与男子平权。我国则苦于政教不明，虽有天资，无能为役。盖妇女之不见天日者久矣。故使中国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而妇女之所以能自强者，必宜与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女学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意义。上海，浙江等沿海地区，先后办起女子学校，女性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女学的兴起，培养了一批新女性，女革命家唐群英、张默君、秋瑾等，女性在近代革命运动中有着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戊戌变法时期的得到发展的留学风潮，也使得中国女性开始走出国门，直接感受国外的思潮，留学日本的秋瑾，参加了洪门、三合会、同盟会等，回国后领导浙江一带起义，后英勇就义与绍兴。这些女性代表，不仅为革命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她们本身也代表了中国女权主义的兴起，一批新女性开始为了中国女权而奔走呼告，女性的社会地位开始有明显的改变。

       戊戌变法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其中最热烈的当是“不缠足运动”。自宋代以来，缠足之风兴起，三寸金莲，男性以自己畸形的审美观，给女性造成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缠足，对女性是一种残酷的行为，但却无法抗拒，秋瑾也被迫缠足。近代西方叩开国门，对中国风俗之中，最为不解和诟病的就是女性须缠足。戊戌变法中，首次官方要求，不缠足，这正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始。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更大的认可。正是由于对女性权利的认识，才有了“不缠足运动”，也因为“不缠足运动”，中国女性得到了进一步解放，在社会风气中，女性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认可。

       第三节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一场更加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呼唤民主、争取自由、捍卫人权的思想启蒙和推翻帝制、反对专制、解放民族的社会行动，不仅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妇女解放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民主、平等、自由等进步思想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这对于女性解放运动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可以说，辛亥革命，为妇女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对女性的影响，不仅在于革命中的法令，也在于革命酝酿过程中各种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先进报刊的创办。《女界报》、《女子新世界》等妇女研究著作的出版，西方相关作品，如，斯宾塞的《女权篇》等的翻译和出版，都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成为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同时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有力支持者，尤其是留学的新女性，如唐群英、林宗素、吴木兰、张汉英等，成为中国女权斗争的主力军。在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下，辛亥革命期间，进行了许多与女性相关的移风易俗措施。放足，从束胸到放胸，从结婚必须遵从父母到自由恋爱，从必须遵从丈夫到男女平等，这些都是女性地位提高的体现。

       不仅如此，女性参政则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又一高潮。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妇女参政提供了契机，而且，这一时期中国妇女界首次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妇女要求参政”的口号。中国千年历史，女性参政无不遭到士林学子的攻击，女性从来都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辛亥革命真正成为女性要求参政合法化之始。同盟会中的女性骨干分子——秋瑾、何香凝、唐群英、林宗素等人，为革命工作进行了诸多贡献，秋瑾先生牺牲于绍兴，为起义献出了生命。起义中，各个妇女团体也投身革命，组建“女子北伐敢死队”，随后来解散，但她们仍以医护等身份活跃在战场上，为革命作出贡献。1912年4月，“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为女性参政而斗争，唐群英率领会员五次向参议院递交请愿书，要求女子参政。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虽然最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女子参政”也仅仅停留在一些先进人士的头脑中，但是这对于中国女性的解放，具有重要意义。

       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移风易俗运动有很大进展，这在日常生活中使得男女平等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第四节 总结

       从1840到1949这100多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族的侵略，农民运动，资产阶级改革，民主革命运动，这些运动是前辈们的不懈探索，正是这些运动，给腐朽的中国注入了新的生机，中华逐渐走向了独立自由民主，中国女性也逐渐获得了更加合理的社会地位，虽然仍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但是女权运动已经兴起，女性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时代，终将过去。这并不仅仅是西方思潮的影响，也是中国女性自己觉醒和抗争的结果，西方先进思想给中华女子的斗争提供了有力武器，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女子对于自由解放的追求和斗争在女性社会地位变化中的作用。近代社会，动荡不安，而女性在黑暗的时代，不仅给自己争得了权利，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