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洋货在广州
辛亥革命网 2012-07-11 00:00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蒋建国 查看：
洋货：
从奢侈品变为寻常物
从乾隆22年（1757年）开始，广州成为全国唯一通商口岸，之后的80余年，一口通商造就了广州商业的畸形繁荣。
十三行制度，是清代垄断贸易的结果，十三行就是洋货行，它是当时中国中外商品最集中的地方，商业贸易造就了伍秉鉴、潘仕成等拥有千万以上家资的富商巨贾。
在十三行里，当时西方国家生产的工业品和农副产品都可见到，如钟表、人参、毛呢、羽纱等，但洋货价格高昂，消费得起的人不多。以绒布为例，1823年，广州市场上，进口的长厄尔绒每匹价格为6.7两、华丽绒每匹价格为9两、羽纱绒每匹价格为23两，其价格高出当时土布的数倍以上，所以，土布虽然不太漂亮，但更适合人们穿着。所以，在十三行时期，洋货通常是奢侈品的代称，主要消费对象是皇家、官府和富商。
从英国人威廉·C·亨特著述的《广州“番鬼”录》和《旧中国杂记》中，我们就可以见到许多洋货的身影，对行商潘仕成的乡间别墅记述就是典型例子：
“大门则用暹罗柚木做的，房屋的布局令人想起庞培（古罗马统帅）的房子，地板是大理石的，房子里也装饰着大理石的圆柱，或是镶嵌着珍珠母、金银和宝石的檀木圆柱。极高大的镜子用名贵的木料做成，和其他家具一样漆着日本的油漆，天鹅绒或丝质的地毯装点着一个个房间。”
在亨特的描述中，这位富商的消费中，已经带有中西合璧的特点，日本的油漆、暹罗的柚木和西方的丝绒品在他的别墅里巧妙地运用在一起。在当时，即使是富裕的清朝皇室成员，也未必能够拥有如此洋气的住宅。
虽然洋货只有行商和富裕人家才消费得起，但作为一种时尚，其消费示范作用非常明显。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广州洋货消费的流行和传播，远远胜于内地城市。
鸦片战争后，广州对外通商的绝对优势逐渐失落，上海、香港两地迅速崛起，并逐步取代了广州的龙头位置。
由于毗邻香港，近代资本主义的新事物、新观点传入香港后，很快便被广州人感知，经过香港的“一传”，形成一条西学传入中国内地的重要渠道。所以晚清广州仍然是传播西方文明，形成消费风尚，引领消费潮流的南方大都会，也是洋货消费方面最为前卫的城市之一。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洋货开始在民间流行。据《粤海关十年报告》记载：1881年，有21个进口品种的货值超过10万海关两，包括米、棉纱和棉线、棉织品、药品、玉石、毛织品、人参、金属、烟草、蜡、朱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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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面粉：
广州市民的主粮
煤油作为照明的燃料，在19世纪80年代后，已被广州居民普遍地使用。当时的进口煤油价格大约每斤4.5分，价格低廉，比起蜡烛来，煤油灯的亮度是其数倍，在一些公共场所，如剧院、酒楼等，燃气灯的使用较为普遍。
1888年广州街头开始用上电灯，这距爱迪生发明电灯仅仅9年。张之洞首先在总督衙门安装了一百盏电灯，张之洞认为“电灯除了照明外，另一优点即可减少火灾。”并鼓励华侨资本家黄秉常在广州设立电灯公司，到1990年广州40条街道店铺和公共场所已经使用着700盏电灯。
务实求新的广州人很懂得电灯的好处，当时的一则广告写道：“电灯便宜，在狭窄的街道上牵电线的困难已经克服……电灯每月收费，十六支光灯一元六角，十支光灯一元，如用电表，每安培时一分半。”
洋毛巾开始普遍使用，并淘汰了国产品，几种较大的毛巾还被广泛用来做内衣。火柴也成为寻常消费品，甚至在广东最边远的地区也可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