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推动山西社会发展的两位封疆大吏(4)

2山西通省工艺局的创建。光绪二十四年，太原城内西羊市街出现了一个新型机构——山西通省工艺局。它也是由胡聘之等人倡导创建的。这是一所综合性的近代工业机构，内设织布、织带、木工三部分，虽然人员不多，设备简陋，但其发展规模却逐渐壮大，在山西近代工业史上也颇具影响，后来成立的山西工业试验所，就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3山西机器局的建设。光绪二十四年，山西巡抚胡聘之上书朝廷，要求设立山西机器局。同年拨官款，在太原北门外办起山西机器局。该局的主要设备如蒸汽机、车床等都是从国外购买，这在当时的山西是最先进的生产设备。机器局主要从事修理枪械。以后随着生产设备增多和生产技术的提高，逐渐由维修转向制造。主要产品有“二人抬”火炮、使用英国福公司提供的零件组装18毫米的单发步枪、57毫米的火炮及37毫米的小炮等。山西机器局实际上是清朝山西地方政府办起来的用以维修和制造武器的“官办”军用工业。它为后来山西独树一帜的军用工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机器局虽然在管理上采取封建把头制，给先进的生产力带来阻碣，但对后来山西近代工业的发展是很有影响的，它是山西近代机械工业的先驱。  

 4山西商务局的设立。光绪二十二年五月，胡聘之奏请朝廷，在省城设立商务局，并请求朝廷委派山西籍刑部郎中曹中裕等人回山西协同办理。开始筹建山西商务局的时候，恰逢甲午战败，既割地又赔款，经费无着，胡聘之奏请朝廷准用整顿归化税长收盈余银两，作为开办费用。商务局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山西的煤铁资源情况，大办矿务，以扩大山西财源。同时，为了更有力地发挥山西煤铁优势，商务局还广筹资金，为修建山西铁路打基础。胡聘之根据山西各地的不同物产，曾计划在全省范国内建设几个经营场所。如蒲州一带，素产棉花，在绛州三林镇设立纺纱织布厂，并建设厂房，购买机器；又如还可以开发建设葡萄酿酒、奶油制饼、熔铁炼钢、火砖玻璃之类的工厂。按胡聘之的观点，即“可兴之利甚多”，但“缘商务局股本仅集银四五十万两，尚不敷纺织各厂之用”，故这些待开发工业，一时很难兴办。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巡抚胡聘之的目的确实出于“力求振兴”、“尽办筹划，勉力经营”，以达到“以期仰副圣主通商阜民，实事求是之至意”。对落后的山西来说，胡聘之采取的“力求振兴”、“通商阜民”的一系列举措，实是一种开刨性贡献，山西近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在胡聘之等人的大力支持和倡导下，终于迈出了沉重的一步。

 修路开矿，  “刺激”民族资本转向近代工业 

   史载：“盖自光绪初年，内外臣工往往条陈铁路，当国者亦欲试行以开风气，而疆吏畏难因循，顾虑清议，莫敢为天下先……至是年（光绪十六年），国内铁路，仅有唐山至阎庄八十五里，阎庄至林西镇二百三十五里，又基隆至淡水六十里而已””。。由此可见，中国铁路交通发展之缓慢。山西历任巡抚，由于任职时间短，并没有过多地开发山西的矿产资源，山西的铁路交通更谈不上。面对列强的掠夺和朝廷广集资金、开发财源的形势，山西显得毫无生气。然而，胡聘之却与前任不同，一方面，他对山西的物产地理十分了解；另一方面他有“力求振兴”山西的愿望，所以在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上奏朝廷：“晋省煤铁之利，甲于天下，金银铜铅，亦有矿砂可寻”，然而客观地理环境使山西的矿产资源开发不出来。“晋省道途艰险，外商裹足，本省商富见利小而求效速，此等创办之事又多不愿附股。自非铁路先成后，商股云集，财货充裕，筹办殊不易也”””。  

 从以上可以看到，要想发展山西的煤铁优势，力隶振兴山西，通商富民，当务之急必须修建山西的铁路交通，尤其是与外界的交通线。否则，一切经济交往和贸易活动均无法开展。鉴于此，光绪二十三年六月，胡聘之又上奏日：“筹办矿务，拟先修铁路一折。晋省煤铁各矿，运道阻滞，必须兴办铁路，方能畅销。”此时全国的铁路发展情况是：光绪二十一年卢汉铁路在张之洞等人的极力呼吁下，以盛宣怀为督办，“特设铁路总公司，拨官款、募商股、借洋债，先办卢汉，次第及于苏沪、粤汉”。卢汉铁路的建设，立即在全国掀起了修筑铁路的高潮，出现了“建造铁路之说，风行全国，自朝廷以至士庶，咸以铁路为当务之急。”

     修筑铁路需要花费大量的财物，从何而来？当时全国其它省分的筹款办法，主要来源于三种：官府款项、民族资本、借外国的钱，而封闭落后的山西境况更为凄凉。   

山西商人，明清时期称雄于商界，到清末渐衰落。他们对投资开办近代工业还处于徘徊观望之中，而把大量的资金用于购置土地、捐输助饷和干脆窖藏起来。不能否认也有一些小股资本从事小型开采、加工工业，但没有形成近代工业的生产方式，更谈不上投资于铁路建设。    胡聘之根据客观现实，力主筹借外债兴修铁路，发展山西矿务。光绪二十四年山西巡抚胡聘之派遣商务局曹中裕赴京城，与华俄银行签订《柳太铁路合同》（草约）16条，借款2500万法郎，年息6厘，限期25年，修筑从直隶正定府柳堡到由西太原的铁路（即正太铁路）。后因山西京官呈诉“山西兴办铁路，流弊滋多，请饬停办”等原因以及随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使这一草约停止实施。后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代表清政府和华俄道胜银行再次签订借款合同，直到1932年正太铁路才收回“国有”。但不管怎么说，修筑铁路交通，是解决山西生产发展的关键一步，尽管胡聘之等人在签约中山西的权益受到了列强的敲诈勒索，但从长远利益来看，正太铁路的修建，使山西与外界的联系相对加强，给山西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 

    胡聘之在创办山西近代工业，发展山西生产力方面，有其突出贡献。然而他出卖山西的矿权，也引起山西人民的强烈反对。

   光绪二11三年刘鄂通过山西商务局得到山西巡抚胡聘之的同意，与英国福公司签订了《请办晋省矿务借款合同》5条，又签订《请办晋省矿务章程》20条，并经胡聘之批准。经过这两个文件，胡聘之通过刘鄂把山西矿权卖给了福公司。其损失最厉害的是合同规定：各处矿厂应用洋董事各一人，洋董事管工程，华董事理交涉，账目皆用洋式，银钱出入洋董事经理。同时规定赢余分配办法，清政府25p/6，商务局15J/6，晋丰公司10%，福公司50%，时间订为60年。  

 合同签订之后，双方严守穆密，没有对外宣布，但遭到在京山西籍京官极力弹劾。迫于社会舆论，清政府一方面令山西巡抚胡聘之黜退刘鄂等人，一方面由商务局与福公司在清政府总理衙门直接领导下进行。但由于英国公使的威胁，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将以前所订合同加以修订，拟出《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19条，并由光绪皇帝批准，由山西商务局代表曹中裕与福公司代表罗沙第在总理衙门画押。此约比胡聘之同意的章程，其出卖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加扩大了出卖的范国。

    由于清政府的“慷慨”出卖，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终于导致了山西人民收回矿权运动。收回矿权运动既得到民族资本的支持，又促使民族资本家的觉醒，并开始大力投资发展近代工业。这一运动的结果，是全省人民用“赎款”收回了被清政府出卖的山西矿产，同时组成了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成为近代山西最大的民营采煤企业，为山西民族资本的大力发展起了极大的“刺激”作用。山西的收回矿权运动，也锻炼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为山西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受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抨击，加之山西商务局经办人又借机贪污中饱，胡聘之遭弹劾，于光绪二十五年( 1899)八月被罢官返故里，终日以诗词书面自娱，民国元年( 1912)在上海病逝。  

 应该指出，张之洞、胡聘之在山西，除整饬吏治、发展民生经济、扩充商务、创办工厂、修路开矿、兴办学堂以及发展文化教育外，他们还积极改练新军，开办蒙边屯垦等。张之洞、胡聘之作为清末统治阶级的封疆大吏，他们的一切经济的、文化的活动不可能不和当时的政治相牵连，尤其是开办学堂、修路开矿之举，是与当时全国各地的发展紧密相关，使山西由封闭落后向前迈出了一步。作为一方的封疆大吏，尽管两人的最后结局不尽相同，其对近代山西社会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应予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