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推动山西社会发展的两位封疆大吏(3)

 3建立令德堂，咨商推广兴学办法。山西文化教育发展比较缓慢，正如张之洞所说：“晋省比年以来斯文日替，人不以读书为重，读书人遂亦不知自重，士习之风交承其敞”。作为讲求实学的张之洞，为此“疾心实忝，爰筹振起颓业之方，以为修举宏纲之助”，他极力主张“减社钱以广义学”””，筹经费以修书院。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张之洞与学政王仁堪（后任学政吕风歧）细心规划，于光绪九年在太原城明代晋藩宝贤堂旧址，动工兴建了书院，即令德堂。它专门培养钻研古学经史，弘扬儒家文化的人才。令德堂的教授都是由张之洞亲自选拔和征聘山西最有才华的博学之士。当时第一位任主讲的是同治进士洪洞人王轩，第二位是同治举人乡宁人杨笃，第三位是光绪进士闻喜人杨深秀。这3位时称山西儒学大家，对经史古学颇有研究。令德堂拥有这些一流的教授，使它很快成为山西一流的书院。据记载，令德堂最初学习者30余人，后来增加到70多人，为山西培养了人才。””  

 戊戌变法虽然遭到失败，但朝廷却也大力提倡兴办新式教育，山西的教育领域随若全国的变革也出现了一些改革。光绪二十二年(   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上奏朝廷：“时艰需才，请变通书院章程，增课天算格致筹学，以裨实用。”””。他是山西巡抚中最先提出变通教育之法的人。具体内容是： 

  1．改书院为新式学堂。“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山西巡抚胡聘之遂改“令德堂”为山西省会学堂，书院山长改为学堂总教习，并聘请了两名西学副教习，仿照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西并课，除经史为必修课外，增设政治时务、农工物产、地理兵事、天算博艺四门，令学生任选一门，学生人数也由原来的50名，增加到120名。这所学堂是维新变法在山西的产物，它比随后建立的山西大学堂即山西大学还要早几年。它的建立是近代山西新式教育的开始，标志着科举制度在山西的废止。 

  2创设储材馆和山西武备学堂。胡聘之等人在筹办省会学堂之时，为了多渠道、多方面培养人才，又在太原成立了储材馆和山西武备学堂。胡聘之上奏说：“惟现当朝廷变法改革，力图自强，武备储才，尤为今日急务，断不容以畏难惜费，置为后图。”””他当机立断，并派人赴上海购买图书、仪器及各种军械等，同对又聘请了北洋学堂和新建陆军文武教习各2人来山西作为教练。 

  所有这一切，与整个全国形势密切相关。当时民族危机严重，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虽未被占领，但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有志之士，痛感强邻环伺、清廷腐朽，强调要挽救中国，必须大兴学堂，培育人才。他们向清政府呼吁：“宜由督抚分饬所属，仿书院之意，广设学校”””。客观上，科举制度己腐败不堪，废科举、兴学堂已成为一种趋势，而作为封疆大吏的胡聘之，对兴办学堂，倡导新式教育，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指导思想。可以说，他对近代山西文化教育进行了开创性的革新，使闭塞的山西文化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且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张之洞、胡聘之2人不仅对文化教育发展颇为重视，而且对山西历史文化和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十分关心和支持。张之洞来晋不久，在谈到永宁州新修州志时说：“修志之体，通志宜约，邑不妨稍详，……秉笔者严其体例，再能博采舆论，自足以存”””。作为一个学人，张之洞对志书的体例和编纂提出的观点，至今仍可作为我们编修方志的借鉴。张之洞主政时，对编修《山西通志》予以积极支持。《山西通志》之所以能很快编修出来，与张之洞的鼎力支持是分不歼的。《山西通志》刊印后，得到了张之洞的较高评价。 

  张之洞在文化上的又一建树，是领导组织续修《晋政辑要》一书。《晋政辑要》主要内容是记载山西的兵、刑、钱、款等事宜，是山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汇编，也是了解山西、治理山西、研究山西的基本手册。此书在清代初期，一般都是官吏传抄，到乾隆五十四年才刊印成书。但直到光绪年间，此书一直没有续修。为了把山西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状况如实记载下来，使各级官吏认识山西，更好地治理山西，张之洞于光绪九年把熟悉山西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的清源局人员组织起来，按以前《晋政辑要》的凡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门，分别记载，共计400余条。《晋政辑要》于光绪十四年编成，共40卷。它对今天研究清代末期山西社会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胡聘之与张之洞一样，同是进士出身，他还担任过乡试考官，对儒家经典也颇有钻研，在山西期问，根据当时发现的金石碑刻，在总结、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组织力量编纂刊印了《山右石刻丛编》-书，这对山西地方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深受时人推崇。

               注重实业，创办近代工业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天朝大国”被洋人的“船坚炮利”所打破。国人痛恨，统治者也为之震惊。为了维护清朝统治，统治阶级一部分人如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提出了创办洋务，借机发展自己势力的主张，于是全国出现开办洋务的运动。他们仿行西方的铁路、航运、邮电、采矿、冶炼、纺织等新式工业，发展近代工业。然而山西的情况如何？当山西开办近代工业之时，洋务运动已经在直隶、长江流域一带开办了近30年，它的高潮已经过去。山西巡抚张之洞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面对现实，勇于实践的思想家。早期的张之洞儒家正统思想根深蒂固，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他吸取了当时维新派的主张，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张之洞于光绪十年四月，在太原东门内设立洋务局，讲习洋务。他要求委派调用山西境内通晓西方科技的人才和己购买回的各种书籍，建立详细的授课计划，广泛召求人才。同时，对洋务局所要进行的制造和试验，要不惜工料，大力支持。虽然洋务局设立不久，张之洞便调离山西，但它的设立，使落后闭塞的山西得以呼吸到“洋务”的气息。近代工业人才和先进技术能在山西很快培养、发展起来，这与张之洞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洋务局的设立，说阴张之洞的思想己由保守转向变革和开放。离开山西之后，张之洞致力于洋务运动。张之洞虽对山西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但时间短（光绪七年至十年），而且当时张之洞还没有完全投入到洋务运动之中，因而对山西的近代工业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其后历任巡抚，在山西的时间都不长，没有多大建树。胡聘之自光绪十七年任山西布政使之后，山西的近代工业才随之产生和发展壮大起来。 

  1．太原火柴局的创办。光绪十八年( 1892)，即胡聘之任山西布政使的次年，在太原城内三桥街创办太原火柴局，并亲笔书写“燧皇遗规”4个大字牌匾。太原火柴局是山西第一个官办近代工业，它不但标志着山西近代新型工业的开端，也是全国创办最早的一个火柴厂。当时生产的火柴尽管使用方便，外观又漂亮，但一般人还是不习惯使用它，以致销路不畅，经营惨淡，全靠政府维持。到光绪二十六年( 1900)胡聘之去职后，火柴局改归商务局管理，改名为晋升火柴公司，但经营状况仍然不好，商务局无奈只好卖给当时山西的大票号商人渠本翘。光绪二十八年渠氏与其亲戚乔雨亭（又一说是乔殿森，字玉亭）合伙组建成双福火柴公司。从某种意义上说，胡聘之创办的火柴局，对近代山西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开创性作用．它启发了当时山西民族资本对近代工业投资的兴趣，从此，山西近代工业（“官办”和民族资本创办的“商办”工业）逐渐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