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推动山西社会发展的两位封疆大吏(2)

  光绪初年，灾害极多，山西也不例外。频繁的灾害，给山西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大量劳动力死亡和流离失所，山西境内出现了大片荒地。据光绪七年顺天府席尹游百川奏称：“晋豫两省大裉之后，荒田甚多，河南之卫辉等处，山西之平蒲等处，现闻一县之中不耕之田，犹有数千顷、万余顷不等”“”。尽管如此，朝廷征税、收粮，仍按前抚院呈报的土地数办理，这无形之中，加重农民的负担，灾后的农民，哪能交纳得起“旷土不毛之赋”？出现大片荒芜土地，除自然灾害所为之外，还存在“原报荒地数目不符，或当时查办遗漏、或以老荒混入新荒，或迫于官令，村邻社长勉强认领而至今无人耕种完粮，或本人领到籽种徒以救饥，已领而未能开垦，或因工力过贵已垦而旋抛弃……”””。针对前抚院丈量土地中出现的问题，现任巡抚将如何收粮，征税，这对稳定农民的情绪，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发展粮食生产都有密切关系。张之洞认为：“晋民叠遭灾裉，元气未舒，正当加意抚恤，岂有迁就从前误报之案？”“。明确指出，不能依据前抚院的鱼鳞册。于是，张之洞组织人员，重新丈量土地，统计人口，编辑新的鱼鳞册。同时，奏请朝廷“将未垦荒地宽限起征，并豁除累粮””。，即对农民未开垦的荒地3年之内不征粮，对以前累计应征之粮进行免除。张之洞的这一措施，对加快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山西地处京师附近，是通往西北等地的交遁要道，境内常有各种差使往来。这些差使“苛派民间夫马，按户敛费，甚至外来商旅骡歇，亦被扣留”””，驿道附近的农民，其徭役负担大大超出官府规定，严重影响农民的正常生产。为此，张之洞一方面上奏朝廷，通告各省严禁过往差使骚扰百姓，一方面制定规章，充实厅州县驿站马匹经费。“嗣后经过文武员弁兵勇，需用车马务遵定例，不得稍涉骚扰”””。这一做法，革除了以前的弊端，安定了农民生活，稳定了农业生产。

严禁种植罂粟，鼓励发展民生经济

   山西境内从道光初年开始就已经有人偷种罂粟。最初种植罂粟，是作为一种药材。后来，人们开始用它制作烟土。鸦片战争之后，种植罂粟越来越多。由于种植罂粟比种五谷粮食能获得高出几倍乃至十几倍的利润，于是到同治年问出现“山西民食不敷，自洋药鸦片）驰禁，裁种罂粟，粮价踊倍””。形势。地方官吏也不管百姓种粮或种罂粟，只要能缴纳赋税，有的甚至私收罂粟亩税””，这更加助长了罂粟种植。至张之洞任巡抚时，山西的罂粟种植不仅占用山沟荒地，而且发展到占用肥沃的土地，最盛时达到20多厅州县，几乎无县不种。“栽种罂粟耗民元气，各省患之，晋为尤甚”””。由于有些地方上只种罂粟，粮食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不仅出现粮价幂涨，而且发生粮荒现象。光绪初年的特大灾害，饿死人最多的垣曲县，正是山西产烟最多的县。山西不仅种罂粟多，而且吸烟的人亦多。“晋省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而}+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有如鬼国”””。当时，种植罂粟最多的为交城、代州。张之洞认为“欲振中国之贫弱，必以此为大端””。。在山西要“振作有为”必须严禁种植罂粟，实行戒烟。 

  为彻底根除种植罂粟，张之洞制定了严厉的禁种令，并且对州县禁种罂粟的批示就有46件之多””，  同时派官吏到各厅州县检查，甚至派军队拔毁偷种之罂粟，对敢于抵制反抗的顽民实行镇压。他的这一雷厉风行的作法，使山西境内种植罂粟“南交城）北代州），一律净绝，其余厅州县，南滨黄河，北抵边外，或什去八九，或什去六七，通省多少牵算实己禁除十分之八”，可见效果{‘分显著。但在后来的检查中，发现从外省进入山西的鸦片仍不少，“查沿边各厘务外来药税较旺于前，则以进货之多，可知土产之少”””。张之洞在力主禁种罂粟之时，在省城设立戒烟局，制造戒药丸，就医购买药丸者络驿不绝，戒烟措施成效很大。张之洞在上朝廷奏折中满怀信心地说：  “网心竭力，持之不变，三年以后可期此害永除。” 在严禁种植罂粟的过程中，张之洞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令地方官各视土宜，教之种桑、种棉、种麻、种蓝、种蓣、种菜籽、种花生，以敌其利”。他主张大力种植经济作物，使农民发现农作物的价值，从而提高对农业的重视。同时对“极苦贫民妇老无依者，酌给籽种，以济其穷”…’。总之，张之洞在山西禁烟效果好，成绩大，对恢复山西农业生产，提高农民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尤其是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影响深远。 

  光绪五年，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上奏指出：“山西前被旱灾，外省运米骤难入境，每赖本地仓谷接济赈需””。。可见建仓积粮，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张之洞在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也主张要建仓积谷，“令各厅州县，劝办社仓积谷，以为求荒不如备荒。官谷不如民谷，鉴于丁戊大裉，……当广行社义仓法，为晋省善后第一要政””。。张之洞“求荒不如备荒”的观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重视文化教育，推动文化教育发展   

    张之洞、胡聘之二人都是科举出身的进士，在思想上属于正统的儒家思想。他们学识渊博，讲求实学，一致钟情于文化教育，尤其是张之洞在任湖北、四川学政对期，著有《书目答问》、《劝学篇》等著作。在主政山西时期，他始终把文化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其表现：

    1．加强学校建设，规范教育机制。特别是关于口外七厅的教育问题，是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光绪九年，张之洞给朝廷上《筹议七厅改制事宜折>，第一条就是学校宜建设的意见。他说：“七厅惟绥远驻防向附朔平府棚考试，其余均无学额，各厅寄居民人，多有远至百余年及数十年者，现己生齿日繁，其中不乏俊秀之士进身无路，未免向隅，改设抚民，厅以后自应设立学额……”””他主张设立学额，建立学校，并于各厅设教谕、训导。他把教育推向边区，设置地方教育机构。这于口外七厅的文化教育很有意义，使口外七厅教育能像内地文化教育一样达到相同的规范化，对当时和后来的边区教育都有很大影响。

   2大修贡院，改善乡试考生的考试、学习条件。贡院专供乡试考生使用，多年来“贡院旧规狭陋，年久坍坏甚多”，虽然后来多次修葺，但仍破烂不堪。经张之洞批准，在旧贡院的东北、西北两角又拓开地基，添建房屋。以前修缮、建筑房屋，其经费主要靠向学生和各地摊派，张之洞取消摊派，专门设立科场支应所，由抚署筹集公款。当时，正值张之洞弹劾葆亨和王走安等人之后，在晋者官吏）皆觉心地清明“共计有三十余人，自愿提出捐银二万两以建贡院”。在修缮旧贡院的同时，又建造了70余间房屋，供考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