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推动山西社会发展的两位封疆大吏

    辛亥革命前的20年问，山西政坛上，曾有不少的封疆大吏如同过眼云烟，匆忙而过，没有留下多少令人回味的东西。然而有两位人物在山西的近代历史上却值得浓墨重彩的记一笔，他们是初入政坛的张之洞和在山西任职时问最长的胡聘之。尽管他们不是山西籍人，但对近代山西社会发展却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张之洞(1837- 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同治二年( 1863)进士。张之洞赴任山西巡抚之前，以赐进士及第，入仕翰林院编修。他与张佩纶等人评论时政，弹劾庸官，以敢言直谏的“清流派”著称。在近代史上张之洞是地位仅次于李鸿章的当权人物，洋务派的主要代表。光绪七年至+‘年(1881- 1884)，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山西是他走上高层政治舞台的起点，也是张之洞作为封疆大吏治理地方的开始。胡聘之(1840- 1912)，字蕲生、萃臣，号景伊。湖北天门人。同治四年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会试同考官、四川乡试大主考官、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顺天府府尹、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职。从光绪十七年(  1891)十月至二十五年( 1899)儿月，胡聘之历任山西布政使、巡抚，是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在山西的封疆大吏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官吏，对山西的影响也最大。本文试就张之洞、胡聘之在山西整饬吏治、发展民生经济和修路开矿、创办山西近代工业以及振兴文化教育等方面所起作用和影响，作为他们治省方略的一个个案进行论述，以就教于方家。

  整饬吏治，厘定财源，减轻劳动人民的负担

   光绪七年十一月，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此时山西刚刚经历光绪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百业凋蔽，民不聊生，“山西积弊相沿，吏治日斋紊），又当灾裉之后，民困未苏，亟宜兴利除弊”“’。然而各级官吏无所事事，社会上吸食鸦片、种植罂粟泛滥成灾，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随处可见，民情不稳，怨声载道，整个山西处于一片混乱状态，面对这种局面，作为负有“经世志”的封疆大吏，张之洞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山西的吏治败坏，由来已久。“此问官场大患，州县则苦累太甚，纪纲荡然”，“吏治积疲，贫弱交乘”…。吏治败坏的主要原因是山西长期处于苟且安生的状态，主政者昏庸无能，不能治理所致。如张之洞的前任巡抚曾国荃任用王定安为冀宁道，王定安勾结布政使葆亨，狼狈为奸，贪赃枉注就是一例。光绪八年六月，张之洞在查出葆享、王定安犯罪实据后，遂以“贻误穴裉）善后”罪名予以弹劾。张之洞认为：“再晋省去灾裉之后亦己数年，而元气益索，度支益艰，吏治益敞者，大率皆前藩司葆亨、前冀宁道王定安二人所为，其咎约有数端，一日玩民瘼，……吝惜牛种不肯给发，查堪荒地勒严急，草草截数。……壅竭生机，至今雕耗，其咎一也；一日糜库款，……善后巨款悬欠无归，是先以库款供滥支，……于是库款、赈款二者俱伤，以致今日百废待举，无从措手，其咎二也；一日累属吏，……葆亨用王定安之谋，改蚬礼）为公费，明减暗增，……晋省官场本窘，又复加以诛求，既竭力以事上，岂能洁己恤民，以致腹削无忌，贪风未改，其咎三也”，“败坏风气非大吏之责而谁？大抵晋省弊政，事事皆葆亨出名，而大半皆王定安播弄””’。参劾贪黩官员是清流派的主要表现，经张之洞的弹劾，葆亨、王安定被革职充军发配。张之洞不仅弹劾巡抚、布政使等高级官员，对属下不称职的官吏也一律撤职纠劾。据《清实录>载，光绪八年四月，参劾“害民不职者九人”，同年十二月，又参劾知县2人，光绪九年七月，再参劾9员，在2年多时间内，共计纠劾20人，加上葆享、王定安等人，总计25人，呵见张之洞整饬吏治的决心。

   在张之洞参劾不称职官员的同时，他十分重视人才的荐举。在光绪八年四月，他一次荐举文武官员59人，“疏入，枢垣警诧，盖一疏而特保至六十人，前此所未有也。”“’张之洞的人才标准是循良爱民，洁己奉公。这些被荐之人既有外省的，也有本地的。他们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对山西、全国都有影响。如直隶口北道奎斌、补用道高崇基、山西补用知府李秉衡、山西候补道马丕瑶等四人，皆在张之洞任巡抚时期受重用。奎斌在光绪八年十一月，调升为山西按察使、布政使。张之洞奉调入京，他又暂署理巡抚。同疏保荐的直隶按察使刚毅，接替晋省巡抚。奎斌、刚毅主持山西政务时，对张之洞的治晋政策基本上是继承沿续，对山西的发展有所贡献。 

  张之洞整饬吏治，作为治理山西的第一步，从而逐步实现其“当以课吏安民之道”。张之洞的这一措施，完全是出于统治阶级的立场考虑，但它客观上约束了统治阶级的贪欲，减轻了劳动人民负担，就当时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山西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始，到光绪七年，其财源、库款一直比较混乱，加之对西方列强的战后赔款和各种军需、赈济、善后经费开支交织在一起，更使财源、库款不知底细。这就给官吏贪污公款、侵吞财物造咸可乘之机，同时出现胡滥开支现象。为了加强对库款的控制，理清山西财源，张之洞针对“晋省库款头绪太纷，漏厄太巨””’的情况，奏请朝廷在抚署内设立清源局。光绪七年年底，清源局成立，张之洞亲自制定详细的交代章程，共计二十一条，限各部在规定日期内报告财产、开支情况。张之洞在领导清源过程中，发现前山西布政使、署理巡抚葆亨、冀宁道王定安胡滥开支，贪污挪用公款，遂弹劾革职。清源局在实际工作中，其机构设置逐渐完善，后发展到八科。即会计科、交代科、拨款科、善后科、筹防科、报销科、裁摊科、工程科。光绪九年年底，清源局的工作基本结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清理，形成“道光二十九年至光绪八年十二月底止，每一款分立一簿，每一员分任数门，务使本款一线相承，各款符节密合，于是纷者就理，阙者仍完，底数既清……”，清源的结果，查出“盖较之光绪）八年底原报库储之数增多实银七万有奇”。从此“晋省藩库除应还地方善后一端之外，脱然无累，更无债负纠缠之忧，无论存多存少，滴滴归源，亦无名有实亡之弊，官不能蚀，吏不能欺，数十年尘藐丝芬之累一举而廓清之”“’。设立清源局，是张之洞治理山西的重要举措之一，对山西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影响极大。御史梁俊上奏朝廷说：  “藩库积弊恐不独晋省为然，请饬各省将筹垫滥支拨抵借动隐匿等弊，一律设局清厘，……著各直省督抚仿照山西清查章程即二十一条），将藩库各款一律勒限清厘”…山西的这一作法，得到清政府的赞同，并在全国实行清源。张之洞制定的清查章程，成为其它各省参考的典范。    在清源的同时，张之洞还采取了“裁汰陋规”、“新改公费”、“并禁止馈送水礼””’等措施，仅第一年一次裁减“各属解抚署公费银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两，藩库津帖抚署银行六千两””’。清财源、革陋规，禁止送水礼等，一方面解决山西多年来存在的财政问题，理顺了财源；另一方面，经过清理，加强了对官吏的控制，实现“养廉以课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