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绅权扩张与农村社会权力中心的转(2)
辛亥革命网 2011-03-21 00:00 来源： 作者：王 敏 查看：
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王权，代之以民主共和政体。新政权更积极提倡地方自治，而清末压抑乡绅地方自治的州县官员也在革俞中被赶下台，以城镇为中心的乡绅地方自治在辛亥革命中得到加强。团练保甲等也被置于地方自治机构的控制之下，形成了一个以地方自治机构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控制系统。
可以这样说，辛亥革命表面上并没有引起农村社会的变动，但它使以城镇为中心的地方绅权自治摆脱了王权官府的羁绊，使城镇的自治机构进一步成为农村社会的权力中心，确立了自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农村社会城镇村落结构，通过更加鲜明、更加积极地向西方学习的新政权特色确立了以新学堂等为特征的城镇文明合法权威。如果说清末反城镇新政的变革反映了村落文明与城镇文明相持与冲突，那么辛亥革命则确立了城镇为农村社会不可动摇的社会中心，村落文明开始急速衰落。
但是，另一方面，辛亥革命推翻了压在绅权自治头上的王权官府，进一步加强了城镇上层乡绅力量，普及强化了地方自治机构，城镇乡绅的地方自治机构真正成为县以下农村社会的权力中心。尽管地方自治曾经为袁肚凯政权所扼杀，但在人革命以前，中国始终未能建立遏制地方绅权的中央集权，城镇上层乡绅仍然以种种机构形式把持县政。地方乡绅对农村社会的统治与掠夺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这也是近代农村社会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近代以城镇为中心的农村社会
近代城镇通过晚清以来的一系列社会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等社会变革，确立了其在农村社会的中心地位。近代域镇不仅是国家政权延伸的地方，也是农村绅权集中的地方。 上层乡绅向城镇的集中，并不意味着其完全脱离了与村落宗族的联系。近代村落宗族仍然是城镇上层乡绅提高其社会地位、控制农村社会的一种社会资源。但是，近代上层乡绅的城镇化发展，毕竟使他们与村落社会之问的距离越来越人。他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城镇的学堂及地方自治权力机构，但也不可避免地逐渐卷入城镇工商业，他们的利益及文化背景也由村落向城镇转移。在清末民初，随着乡绅势力向城镇的转移，族权中心的宗祠也随之脱离村落社会，开始向城镇转移。一些城镇就出现了宗祠林立的现象。这些城镇宗祠是城镇上层士绅控制村落宗族的一种形式，反映了农村权力中心由村落向城镇的转移。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中，止如费孝通所说，存在着“双轨政治”的结构，县衙门与基层保甲构成了一个止式的施政命令系统，但基层的保甲人多由庶民充当，他们并不能主宰村落宗族社会，履行职务时须听命于村落宗族社会的乡绅，而这些乡绅又有影响地方官府的另一种沟通渠道。近代城镇乡绅参与的国家权力机构及准权力机构直接透过团练保甲制度控制着村落社会，城镇与村落之间构成了新的“单轨政治”结构。这种“单轨政治”结构将上层乡绅嗳纳于国家政权及准权力机构系统，适应了晚清以来绅权扩张的趋势，同时又排除了传统“双轨政治”中乡绅对国家正式施政命令系统的干扰，延伸了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的统治，也适应了近代国家政权强化农村社会控制以获取更多资源的需要。
在村落社会，随着权势乡绅的缺失及“双轨政治”的改变，保甲长在村落社会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带来了村落社会的土豪恶霸横行。可我们不应当将近代农村社会的衰败简单归之于保甲长等土豪恶霸对村落社会掠夺的破坏作用。其实，在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城镇一村落社会控制结构中，农村社会的控制权是掌握在城镇上层乡绅手中的，保甲长等势力在很人程度上受城镇地方上层乡绅的指使与控制。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虽然城镇上层乡绅以国家政权及准权力机构实施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但其统治权是以绅权为基础，较少受到国家权力机构的约束，凶而城镇上层乡绅成为村落社会的最人压迫者与掠夺者。 应该说，辛亥革命前后所形成的城镇一村落结构适应了中国近代化对农村社会的要求，对于城市及城镇的近代发展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近代以城镇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晚清以来绅权不断扩张的基础上，辛亥革命并没有带来人的农村社会变动．其所确立的城镇一村落结构只不过给绅权的扩张披上合法的制度外衣，从而造成绅权泛滥成灾及城镇对村落的过度榨取，因而使村落社会陷于日益深重的危机之中。梁漱溟在20世纪20年代末考察江苏、河北、山西等地的农村时，悲哀地写道：“像今天这世界，还有什么人在村里呢？有钱的人，多半不在村里了。这些年内乱的结果到处兵灾匪患，乡间人无法安居；稍微有钱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或者租界。…‘再则有能力的人，亦不在乡l白J了，凶为乡村内养不住他，他亦不 ‘心埋没在沙漠一般的乡村，早出来了。”所以村落社会的枯竭又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