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梦：曲折中的崛起(3)
辛亥革命网 2010-08-17 00:00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吴晓波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1949－2009年，共和国经济建设六十年——这是一张徐徐展开、不断被修正的“蓝图”，它的主题是“强国”。,强国梦：曲折中的崛起,
1978年之后，率先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来自日本。1978年10月22日，刚刚成为中国新领导人的邓小平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日本。在此次访问中，走访企业和鼓动日本企业家赴华投资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项之一。从此，大量日本公司相继进入中国，它们把数百条家电生产线向中国输出——这些生产线基本上都是淘汰下来的二手货，不过却很适合萌芽的中国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制造业的再造从一开始就是全球产业梯级转移的结果，而影响最大者，就是日本企业。
19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陷入低迷，而美国公司及其资本大量进入中国，互联网经济、华尔街的投资家、德鲁克的管理思想等等，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企业家。
国有资本的兴衰进退
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格局中，国有资本始终具有决定性角色与地位，这是一个无比顽强的传统。
在某种意义上，当新政权诞生的时候，国有资本的强势已是一个基础性前提，日后发生的事实无非是，进一步的强化及垄断。为了统一管理全国经济，1952年7月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随后又相继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总局等机构，这些机构均下设至县级政府，形成了一个封闭、垂直式的计划管理体系，这是一只无比庞大、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手”。1956年，随着私人工厂的“绝种”，国有及集体企业成为惟一的企业生态。
在雄心勃勃、严密的计划体制下，所有的工厂都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国家需要建设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培植多大的生产能力，以及产品的产量和投资的规模，都由国家通过计划直接安排。国家既在宏观上进行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布局等宏观决策，又在微观层面上担负着项目决策管理任务。
这种体制的优劣在日后无比清晰地呈现出来，强大的计划性大大提高了资源聚集的能力，能够以 “举国之力”办成大事，而它所必然带来的则是低效率、浪费和反应迟缓等等病症，与计划经济并蒂而生的两个景象是官僚主义和短缺经济。
1978年之前，中国有过两次重大的企业项目建设运动，一是苏援“156项目”，二是“大三线建设”。
1964年夏季之后，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及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中央决策层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要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据此，决定把大量工厂从沿海搬迁到西部内陆的 “三线”地区。工厂的选址以“山、散、洞”为原则，就是工厂要建在深山沟里，布局要分散——当时的说法是，要像“羊拉屎”一样，再则，就是要建防空洞，做到“平战结合”，平时搞生产，战时能打仗。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政府把计划内50%的工业投资和40%的设计、施工力量投入到三线建设中，累计投入资金2052亿元，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由于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上马十分匆忙，规模非常庞大，加上政治动荡、管理混乱等原因，浪费和损失很惊人。
在国营企业领域，工厂没有生产积极性，效率与效益的双重滑坡十分惊人。林毅夫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工业化道路造成了畸形的产业结构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使得产值增长的数字并不能反映实质性的经济增长。在全国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所占比重高达一半左右，但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却渐趋低下。整个工业领域出现了“六个惊人”的大倒退——一是消耗高得惊人；二是劳动生产率低得惊人；三是亏损大得惊人；四是设备破坏得惊人；五是“胡子工程”(久拖不决、久建不成)长得惊人；六是投资效益低得惊人。在1976年，生产一千瓦电所需要的投资，竟比1966年要高三倍，生产一吨钢所需投资则高将近两倍，每吨运输公里所需投资则超过40%。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一个艰难而颇多争议的主题。在1998年之前，国企改革的主题是“放权让利”，其后则开始了产权改革，随着数以十万计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转变“身份”改为民营，国有资本在能源型和资源型领域则形成了新的垄断态势。到2008年，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有35家，其中34家为“中字号”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
利益集团与改革的三大关系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有一个词汇覆盖了所有的主题，它成为了无数热血国人的毕生理想，这就是“强国”。“强国”的急迫，让这个国家变得无比的焦虑，有时候甚至显得迫不及待，在一条道路还没有完全考察清楚的时候，都不惜铤而走险。在很多敏感关键的时刻，渐进式的思想往往被视为“反动”，颠覆式革命，甚至流血暴力，成为了全民性的选择，百年春秋，闹剧、悲剧与喜剧交织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