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梦：曲折中的崛起
辛亥革命网 2010-08-17 00:00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吴晓波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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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衰。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变革了。
——钱穆
1949－2009年，共和国经济建设六十年——这是一张徐徐展开、不断被修正的“蓝图”，它的主题是“强国”。
无法否认，这是一次伟大的崛起，甚至算得上最近的半个世纪中，人类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场进步运动。不过，它的道路却是如此的曲折，而时至今日，变革的任务仍未达成。站在时空坐标点上，回望我们行走过的经济史，挪威人亨利克·易卜生说过的那句话竟是如此真切：“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计划体制的形成与瓦解
六十年以1978年为界，河东河西，泾渭分明。前三十年，我们建成了一个计划经济的体系，后三十年，我们将之逐步瓦解，走向市场经济的新体制。
客观而论，建国者以计划体制为建设理念，既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也是当时国情所迫。
1949年时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和手工业国家。国民收入中的68.4%来自农业，工业仅为12.6%。受战争影响，全国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破坏殆尽，主干铁路无一条能够全线通车，勉强能通车的铁路只剩1.1万公里。全国人口中的80%是文盲，现代科技几乎为一片空白，国库里的黄金被蒋介石劫往台湾。真可谓内外交困，开国之难，好比另一次长征。
更棘手的是，物价飞涨人心动荡。1949年的前八个月，全国的货币发行额从185亿元增加到了4851亿元，增加了25倍，就在开国大典后的一个多月里，京津物价涨1.8倍，上海涨1.5倍，民间资金几乎全数用于疯狂投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政权采取了强硬的管制政策。先是关闭了上海的证券交易市场，全面打击金融投机商人，继而对每一个重要的原料领域均进行国营化垄断。当时的经济决策者认为，要稳定物价和牵住全国产业的牛鼻子，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也就是纱布、大米和煤炭。早在1949年的9月24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就召开了全国棉花收购和调配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宗商品计划调配会议。这样的棉花大会、粮食大会和煤炭大会形成为一个每年必定召开的制度。在全国的粮棉源头被控制住后，各大城市随即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管理体系。
当原料供应、产品销售被卡住，再加上金融业的彻底国营化，两头一夹，中间的制造企业自然就无法动弹，成了一块被压扁了的“夹心饼干”，计划经济的宏大构架因此胚胎初成。时任中财委主任陈云便认为，对流通的控制——包括商品流通和金融流通，“是逐步消灭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
这个庞大的商品供销体系一直运作了几十年，它在早期对共和国经济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随着时间的延续，其内在的体制障碍也最终成为经济运作低效率的根源。
到1970年代，计划经济的体制性弊端已经毕现无遗。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而没有活力的经济体。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的构筑，让产业经济的效率非常低下。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着配给制，国有企业部门非常的庞大，普遍实行着对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
1978年拉开序幕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瓦解。而变革的突破口正是从流通领域开始、在体制外全面展开的。一直到今天，众多的工业制造和商品流通领域的计划性体制已被打破，但是在金融及一些能源性产业中，旧体制的特征仍然非常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