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梦:曲折中的崛起(2)
辛亥革命网 2010-08-17 00:00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吴晓波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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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资本的“死而复活”
六十年中,私人资本在中国的命运经历了“保护-消灭-复活-壮大”的艰辛历程。
据薄一波回忆,在攻克北平和天津之后,毛泽东专门对他嘱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私人资本在产业经济中的空间越来越小。1954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它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以发展生产合作社作为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
私人资本在中国的“绝种”,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到1月10日,只用了10天,全市的私营工商业宣告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从此,中国再无私人工厂,企业家这个名词在报刊上重新出现是在1987年。
不过,到1970年代中期,发生在农村的自由集贸活动已经呈半公开化的状态。1974年,已经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原大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到福建省晋江市视察,在一个叫石狮的小渔镇里,他看到了让他大吃一惊的景象:光天化日之下,在当地的农贸市场,一群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小商小贩乱糟糟地挤作一团,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摊点前兴奋地交谈着,彼此讨价还价。据当地干部统计,当时在石狮镇有上千名个体商贩在街头摆摊设点,其中绝大多数是无照经营。
由于道路狭窄,来来往往的小商贩们造成了交通堵塞,以至于陈永贵的专车竟无法顺利通行。陈触景生情,说出了一句后来在全国广为流传的话:“这是资本主义挡住了社会主义的路,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后来的史家当然给予了石狮完全不同的定论。在1978年之后,正是福建的晋江地区、广东的潮汕地区以及浙江的温州和台州地区,成为私人经济率先活跃起来的发源地。当体制内的国有企业改革陷入泥潭的时候,民间企业的活跃拯救了中国,到1987年,邓小平说,“十年改革,中央最大的意外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时至今日,私人企业吸纳了全国八成的就业人口,纳税占税收总额的近一半。不过,在很多领域——主要是资源型和能源型产业中,民间资本仍然不得其门而入。
国际资本的中国意义
六十年中,对中国经济建设起过重大影响的国际资本主要有三个:苏联资本、日本资本和美国资本。
自1949年之后,西方世界就对中国抱持了敌视的姿态,毛泽东则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当时,惟一可以寻求经济援助的国家就是苏联。从1950年起,苏联无私帮助中国建成156个重大项目,史称“156工程”,这些项目从工业布局、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公司治理制度等方面,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影响都是革命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156工程”的实施彻底改变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工业布局。
在对华援助时期,苏联展现了毫无保留的无私精神,它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设计图纸,仅1953年就达23吨,1954年为55吨,几乎把他们所有的最好技术都给了中国。参与长春第一汽车厂创办的陈祖涛曾回忆说,“整个设计都是苏联人做的,组织了最棒的一批人,把斯大林汽车厂所有技术科长都集中起来……1951年12月,初步设计做完了,苏联的设计院通知我去,把厚厚的几十本设计书和图纸交给我。当时中苏双方关系很好,这么多的设计资料交给我,既无什么仪式,也不要繁杂的交接手续,连收条都没有。我用外交邮袋装上设计资料,一个人搭乘飞机直飞北京。中央各部委对苏方的设计进行审核,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讨论就完全通过了,然后盖上鲜红的大印,全部手续就算完成了。”建设一汽的设备总数达一万多台,基本上都是苏联供应的。
这是现代历史上国家对国家的最全面、最慷慨的技术转让。《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评论说,“苏联技术援助和资本货物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它转让设计能力的成果被描述成技术转让史上前所未有的。”
1960年中苏关系交恶之后,中国关闭了与国际开展经济合作的所有管道。一直到1972年,邓小平、陈云等人短暂复出,主持了新中国的第二次大规模设备引进。当时,动用51.8亿美元引进了26个成套设备项目。这一次大规模的设备引进把重点放在民生产业——与“吃穿用”相关的化纤、化肥和烷基苯项目就占了18个,占全部投资总额的63.8%,而且大半布局于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地带。它们都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为日后的经济复兴打下了不可忽视的基础。据杨小凯的分析,1972年的这次进口工程在日后发展为一种进口替代战略,它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的中期。不过,杨也进一步指出,这种战略是以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制度来模仿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创造的新工业化模式,成套的新设备及新技术被大量引进,但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财产权结构、市场制度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却仍然被视为洪水猛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