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同志在发动中原抗日游击战争中的业绩

　　朱理治同志是我们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活动家之一。抗战初期担任河南省委和豫鄂边区党委书记，中原局委员，组织部长、代理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委员。他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贯彻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灵活运用我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放手发动群众、准备与发动中原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在创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5师前身）和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斗争方面，竭忠尽智，克尽职守，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大规模内战停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我党面临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斗争任务，迫切需要恢复、重建白区党组织，转变白区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为此，党中央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总结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央决定成立河南省委，指定朱理治同志任省委书记。在他离开延安前夕，毛主席亲自与他谈话，指出河南将是抗战的重要战略地区，要抓紧时机，在各方面做好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毛主席的话给他以极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又学习了刘少奇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基本政策》一文，更坚定了准备游击战争的信念，形成了他在豫鄂边区工作时期的指导思想。

　　朱理治同志离开延安后，首先来到陕西三原县的云阳镇，在红军前方总司令部帮助下，开办了党员训练班，召集一些河南地下党员汇报情况，学习党在新时期的任务和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斗争策略。9月，朱理治到洛阳接见豫西特委负责人吴芝圃、郭晓棠等，传达了白区代表会议精神，听取了豫西情况汇报，随即赴开封，与河南工委负责同志刘子久、沈东平等会合，组建了河南省委。省委成立后，立即根据中央路线，以准备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为中心，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统一战线、恢复重建各级党组织。党在河南各阶层人民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各项工作都得到蓬勃发展。

　　（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救亡工作。

　　当时，省委在开封以王阑西、范文澜、姚雪垠、嵇文甫等创办的《风雨》周刊为党的机关刊物，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分析讨论抗战形势，指导抗日救亡斗争。1937年11月，朱理治在《风雨》周刊发表《回乡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宣传抗日，组织民众团体和民众自卫队，动员群众支援抗战。1938年1月，他公开以省委名义发表《保卫河南宣言》，主张以国共两党作为中心骨干，实现全河南一切抗日力量的大团结，号召全省同胞誓死保卫家乡、保卫河南。2月以后，他又以李迅为笔名连续发表了《普遍组织全河南的农会》、《论保卫河南的武装民众工作》等文章，指导各地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对各界人士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在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上，开头吴祖贻以平津学联名义在青年中活动，吴又以扶轮学校校长名义在妇女中活动，以后平津流亡学生和留日归国学生相继来到开封，省委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了党组织。在党的号召动员下，范文澜在河南大学开办了游击战争训练班，组织农村服务团、战时教育工作团；开封的青少年学生成立了光明话剧团、开封孩子剧团，分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民先队、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等群众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推动了全省的抗日救亡工作。

　　（二）组织领导了河南各地及湖北部分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十年内战时期，河南的党组织多次遭受严重破坏，老党员数量很少，许多县区没有党组织，有党组织的也很不健全。朱理治同志把恢复、整顿、重建各级党组织，作为重要任务来抓。省委先后派刘子久、彭雪枫等将豫鄂边省委改组为豫鄂边特委，并对许昌中心县委和苏鲁边、皖西北特委进行了整顿，新建了豫北、豫东、豫东南、豫西南特委和开封市委。各地党组织的迅速恢复和重建，使河南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1937年11月，省委就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问题，作出了关于克服关门主义，纠正自由主义的决定，并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少奇同志关于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和大量发展党员的指示，及时指导和推动了党的建设工作，使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从1937年秋到1938年秋，仅仅一年时间，就恢复和新建了九个地、市、中心县委，河南黄河以南的64县，有59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全省党员由100多名发展到8000余人。在党员数量有了大发展后，又及时抓了新党员的教育工作。豫鄂边的竹沟、豫东的西华、豫西的渑池等地，都开办了党员训练班，轮训了大批党员干部。省委还在竹沟创办了《小消息》报，运用报纸宣传群众、教育党员、指导工作。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和发展，积蓄了党的力量，提高了党员素质，加强了党的战斗力，从而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一定基础。

　　（三）广泛开展对友党友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朱理治同志在直接领导河南省委工作和主持中原局日常工作时，对友党友军广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多次派人到国民党一、五战区及所属的党政军民组织，包括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卫立煌、李宗仁，河南省主席商震、刘茂恩，68军军长刘汝明，地方实力派别廷芳，地方士绅王友梅等处，广泛地进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宣传了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扩大了党的影响，争取和结交了许多抗日的朋友。据1940年4月朱理治在《创造华中武装部队的经验》一文中介绍，当时在河南及苏鲁边和我党建立统一战线关系的有5个专员、18个县长、5个地方实力派及3个国民党县党部。

　　朱理治同志特别重视西华地方实力派胡晓初等和具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信阳县长李德纯，他派沈东平、王其梅发展与胡晓初已建立的友好关系，在西华办训练班，组织武装。开封市委书记张漫萍与西华县长楚博有亲戚关系，他便派张去做楚的统一战线工作，使西华的3000武装取得合法名义，各级政权与我合作。他还派危拱之率开封孩子剧团去信阳，和刘子厚一起与李德纯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抗日关系。李在我党建议帮助下，组织了2000多武装的自卫队，有效地促进了我党领导的信阳地方武装的发展和抗日游击战争准备工作的开展。

　　（四）大力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为发展中原敌后抗日武装输送干部和基干队伍。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少奇同志的指示，河南省委和朱理治同志非常重视抗日武装斗争，把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列为党的中心任务。1937年5月筹建省委时，朱理治就根据朱德总司令指示，否定了认为豫鄂边区红军游击队的存在妨碍了统一战线应予解散的意见，要这支武装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与当地开明绅士及国民党政府建立统一战线关系，争取合法存在，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作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种和将来组织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豫鄂边区游击队的领导者周骏鸣等正确执行了这一指示，部队很快发展到近千人，经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谈判，编入新四军序列，以后发展为新四军2师5旅的基础。

　　1937年底，保定、济南失陷，战线南移到黄河沿岸，省委预见到江淮河汉之间的中原大地即将变为战区，因而可能沦陷。从那时，就进一步加紧了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工作。1938年3月，省委发布了关于发展十万抗日武装的决定，确定党的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准备武装来进行。为适应各地准备发动抗日武装斗争形势，派吴芝圃、刘子久、林凯、刘子厚分头到豫东、豫西，豫南指导工作。朱理治则于4月撤离开封，沿平汉路南下，向许昌、信阳等地党组织传达省委关于河南沦陷和发展抗日武装的指示，部署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省委根据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在武汉向朱理治、彭雪枫传达的《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确定“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在于加紧准备与继续发动、开展河南的游击战争”；并广泛动员陇海、平汉两铁路线上中心城市的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中去，组织与领导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6月初，朱理治到达确山竹沟，与彭雪枫、王国华等会合，竹沟遂成为河南党的领导中心。省委以竹沟为据点，吸引和招收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战争，并以开办党校、教导队、青训班等各种形式，为中原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培养和输送了3000余干部。竹沟被誉为“小延安”，形成为中原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重要的战略支点。7月，朱理治撰写了《论河南游击战争情势及当前任务》的文章，化名朱煌岗发表在8月7日《新华日报》上。该文详尽论述了开展中原区游击战争的现状，提出了怎样开展江淮河汉间游击战争的意见。上述省委的决定、措施及朱理治的文章，对中原游击战争的准备与发动，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1938年秋天，豫东、信阳沦陷后，他和彭雪枫等领导河南党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独立自主地在西华、睢杞太地区，在信阳、确山、泌阳、桐柏的部分山区，发动和建立了新四军的队伍，掌握了近5000人的武装，并一批又一批地把这些部队派往日寇占领区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后来，这些武装发展成为新四军4师、5师的部分基础。

　　1938年9月，朱理治同志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错误，重申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为坚持华中抗战，加强党对中原地区的领导，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的中原局。朱理治受命担任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于11月下旬同刘少奇、李先念、郭述申等一起离开延安，重返竹沟。1939年4月，少奇同志从竹沟回延安后，朱理治代理中原局书记主持日常工作，重大问题则转报少奇同志请示。这一阶段，他协助少奇同志贯彻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规划指导豫鄂边地区党的工作，部署新四军游击武装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为这个地区抗日游击武装的汇合，实现党和武装的统一领导，为新四军豫鄂地区主力部队的创建，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9年国民党秘密发布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后，豫鄂边地区的顽固派接二连三地袭击围歼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9月，发生了鄂东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我党领导的独立第五游击大队的“夏家山事件”，它表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必将日益嚣张。朱理治打电报请示少奇同志和党中央，建议集中整编鄂东、鄂中、豫南的武装，建立统一的指挥。就在这时，少奇同志再次由延安来到竹沟，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准备应付国民党发动突然事变的指示，做了许多具体部署。当少奇同志东进苏皖敌后以后，朱理治认真地执行了少奇同志的部署，亲自率领中原局和河南省委在竹沟的机关、部队的大部分约600余人（内有相当数量的干部），于10月中旬撤离竹沟，与转入豫鄂边敌后的李先念等同志会合。这是我党抗战初期挺进到豫鄂边区敌人后方最大的一支力量，它大大加强了党在豫鄂边区敌后抗战的力量。

　　1939年11月中旬，朱理治、李先念等同志在四望山开会，根据党中央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研究部署了实现豫鄂边地区党和武装的统一领导，决定统一豫南、鄂东、鄂中、鄂西北党组织，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整编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组建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设立统一的指挥机构，深入武汉外围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由于朱理治、李先念同志平时同党的这些部队及地方组织有一些联系和威信，所以上述合并和整编工作得以比较顺利地实现。1940年1月3日，以李先念为司令员、朱理治为政治委员、刘少卿为参谋长、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随后又任命王翰为副主任）的挺进纵队正式成军。从此，豫鄂挺进纵队作为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略单位，高擎抗日大旗，活跃在豫鄂边区广大敌后抗日战场上。同年3月，朱理治同志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奉调回延安。在离开边区之前，他与纵队和区党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谋划了部队和根据地建设、扩大游击战争、壮大武装部队诸问题，对豫鄂边区的部队工作和地方工作，做了全面的安排。这些安排对豫鄂边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刘子久 任质斌 刘子厚 方正平 栗在山 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