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同志二三事
辛亥革命网 2017-05-25 14:49 来源：纪念朱理治文集 作者：余建亭 查看：
朱理治同志是一位经受过半个多世纪革命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位有丰富经验并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同志和兄长。
我和理治同志有两段时间在一起工作。一段是东北解放初期在沈阳军管会，另一段是“大跃进”时期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两段时间都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时期。
1948年11月初，沈阳解放，陈云同志受党中央和东北局的委托率4000名干部从哈尔滨南下，负责接管沈阳及周围几个城市。陈云同志兼任沈阳特别市军管会主任，陶铸同志任副主任，理治同志任军管会成员兼后勤处处长，李锐同志和我任军管会秘书。
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解放前是东北蒋军的指挥中心和军事补给基地，军事仓库很多，里面贮存有大量炮弹、子弹、雷管、炸药、炸弹等物资，另有大量弹药在火车站和仓库附近未卸火车。解放后头几天，敌机频繁来沈阳轰炸，如果弹药仓库或装载军火的火车被炸，将会引起连锁反应，很可能将半座城市炸毁。因此，理治同志同军管会成员、铁道处处长刘居英同志等，连夜组织干部和职工在敌机轰炸及各种困难条件下，紧急疏散军火及军用物资。他们昼夜奋战，任劳任怨，将炮弹、子弹、雷管、炸药、炸弹等分批装车运到沈阳市外围，不但保证了沈阳的安全，而且使数额庞大的弹药和军用物资完好无损。当陈云同志获悉这些炮弹、炸药等物资得到紧急处理，迅速疏散完毕时十分高兴和快慰。这些军火物资后来在平津战役及其他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8年，理治同志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常来国家计委参加会议。1959年，他又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成员。那时我是国家计委党组成员、计委委员、局长，通过接触，知道他对“大跃进”时期的一些作法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他曾向党中央、毛主席写过调查报告，提出“计划指标相互间必须有一定比例关系”，“不能每个省都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强求一律，必须根据资源、人力和原有基础发展各省经济”。他还向陈云并中央财经小组写过报告，提出：“目前全国建设的摊子铺得过大，因此许多重点项目反而得不到材料，不能早日投入生产”，“我国的工业建设是应该这样大大小小一齐上马，互相争夺原材料，结果使大家都完不成计划呢？还是应该首先保证重点，让现代化的大企业尽快建好投入生产呢？显然，后者是比较正确的。”1959年7月1日，理治同志在国家计委干部会议上作过题为《计划工作人员必须加强党性锻炼》的报告，我对那个报告至今还有很深刻的印象。
从这两段的时间的共事和以后的接触中，我感到理治同志在工作上是实事求是的，很重视调查研究。他作风正派，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是一个有能力有贡献的领导干部。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时，我正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军事工业局做政治工作，曾旁听过那次会议中关于总结历史经验的部分会议。当时主要是清算朱理治同志在1935年7月至10月负责陕甘晋根据地时的错误。后来才知道，在西北局高干会议的结论中，高岗塞进了一些对他的诬蔑不实之词。事实证明，理治同志是真正接受了历史经验教训的，做到了既横眉冷对千夫指，又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忠心耿耿，踏踏实实为党和人民做实际工作，实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古训。这使我体会到，一个同志在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新到一个地区不了解情况，犯这样那样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只要诚恳接受教训，一心一意勤勤恳恳工作，仍然可以为革命和建设作出卓越成绩。1959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1984年中央组织部都已对理治同志的历史问题作出公正结论和正确评价。现在《朱理治金融论稿》的出版，会使广大干部进一步了解这些情况，了解理治同志对经济特别是对金融工作的贡献。因此，我认为这本书的出版也体现了党对待干部的实事求是精神和负责的态度。
(这是余建亭同志在1993年11月9日《朱理治金融论稿》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