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教仁的创新精神

        宋教仁自幼勤奋好学，善于思考。特别是1903年与黄兴一起组建华兴会，谋划反清举事，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后，到1913年被谋杀的十年政治生涯中，思想敏锐，敢为人先，提出“革命三策”，绘制共和蓝图，开创廉政新风，首倡普及教育，宋教仁在诸多领域建立卓越历史功勋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宝贵精神财富。

创新反清方略 运筹辛亥革命

       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联合黄兴、宋教仁的华兴会及部分光复会会员，共同组建了中国同盟会，8月20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确定总部设在东京。总部按三权分立原则，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宋教仁为司法部检事长。同盟会聚集了当时中国反清革命的精英分子。同盟会的建立，基本上结束了革命小团体分散斗争的局面，迎来了全国革命的高涨。

       同盟会成立后，制定了指导各地反清武装起义的11个文件，总称《革命方略》，选定广东、广西等地策动武装起义。从1906年起，先后组织发动了丙午（1906年）萍浏醴大起义，丁末（1907年）黄岗起义、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戊申（1908年）钦廉上思起义，庚戊（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辛亥（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这些起义多在两广边陲展开，其目的是想通过占据这些地区后，再向中原复地推进，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结果虽给清朝统治者一定打击，但却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在这些起义中，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故史称三二九起义）广州起义准备最充分，组织最完备。事先在香港设立了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的统筹部，又在广州建立了39处秘密机关，还策划了长江各省届时响应，最后审定了四路进攻的起义计划，可谓周密细致，但结果还是失败了。参与起义的革命精英死难者百余人，事后得遗骸72具，合葬在广州城郊黄花岗。故而又称黄花岗起义。

      “辛亥”前同盟会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屡举屡败，部分人信心动摇。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举目前途，众有忧色”，有人气馁，有人忧虑。而宋教仁则对革命形势进行了全面审察，对革命方略进行了重新思考。及时地提出了将革命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并组建中部同盟会作为直接领导机关的主张。这年8月，宋教仁在东京召开的部分同盟会员会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善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居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广西，此策之又次者也”。不久，在东京召开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会议上，宋教仁对“革命三策”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在此三策中，上策实行最难，下策屡行不果，唯有中策最为适宜。并提出“分步作法，从长江结合，以次推行河北。为严密之组织，期以三年，养丰毛羽，然后实行”宋教仁的主张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与会者“佥以为然”），革命中心向长江流域的转移及其领导机关——中部同盟会的筹组便从此开始。

        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革命力量损失惨重，不少革命党人心恢意冷，同盟会本部几乎瘫痪，革命陷入低谷。为了挽救革命局势，宋教仁、谭人凤等返回上海，加紧筹备组建中部同盟会。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宋教仁起草的章程和谭人凤起草的宣言，选举了领导机构成员，宋教仁当选总务干事，成为主要领导成员。会议根据宋教仁提出的革命方略，作出了在武昌首先起义，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响应的决定。时在香港养病的黄兴获悉中部同盟会的成立，立即致电祝贺：“欣悉列公热心毅力，意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极！迩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愤，得公等规画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诚如黄兴所言，中部同盟会的成立，使辛亥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中部同盟会建立后即派出骨干分赴上海、湖南、湖北、安徽、陕西、四川等省市，成立分会，筹备大举。两月之后，便爆发武昌起义并一举获胜，沿江各省迅速响·清王朝土崩瓦解、被迫宣布退位，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辛亥革命的成功，实际上是宋教仁战略思想和战术运作的结果。

创新治国政制，推行政党政治

        宋教仁在革命党人中最具远见卓识，早在革命党人图谋武装推翻清王朝之初，他就开始思考未来国家政权的建设问题。华兴会举事失败，宋教仁流亡日本，开始他打算学习军事，以图再举。不久他便改变想法，进入日本政法大学学习政治法律，稍后又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1906年他曾对人说：“破坏容易，建设难，我们的同志，从事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需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为了探求建国方略，他潜心研究欧美政治法律制度，先后翻译了英、美、德、法、日、俄等八个国家的十二部政治典章和法律制度。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使他成了同盟会中最具现代政治法律意识的人，“在革命党人中政治法律的学养见识堪称第一”。在吸取欧美制度精华的基础上，思考和绘制共和蓝图，提出了一套以政党内阁制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治制度设计方案。

        宋教仁指出：“大革命之目的何在乎？曰推翻不良之政府，而建设良政治也”。针对如何建设良政治，建成良政府的问题，宋教仁说：“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而内阁制的实行，则舍政党阁制而无他途。宋教仁认为：“一国之政治，恒视其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以为推移。其中心势力强健而良善，其国之政治必灿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薄而恶劣，其国之政治必暗然无色。……共和立宪之国，其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可不汇之于政党”。“是故政党在共和立宪国实可谓为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作用之主体，亦可谓为实际左右其政治权力之机关。……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之地，相摩相荡，而政治日有向上之机。是故政党政治虽非政治之极则，而在国民主权之国，则未有不赖之为唯一之常规者”。因其政治见解的深刻和政治主张的先进，蔡元培称其为“抱有建国方略第一人”。章太炎更是在报上公开发表《宣言》申称“举总理，论功则黄兴，论才则宋教仁，……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

        因为主张和坚持内阁制，宋教仁与孙中山在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时产生政见分歧，也使他招致各种诽谤（“运动总理”）、攻击（“野心家”）和非议（“议会迷”）。其实，宋教仁坚持内阁制，既不是为自己谋总理。众所周知，1912年9月，袁世凯曾派范源濂、刘揆一说服宋教仁出任总理不果，又请孙中山、黄兴力劝，宋教仁坚持不就。也不是为了限制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权力。而是要为新生的共和国建立一种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正如史学家郭汉民所评述：“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并非旨在对孙中山‘设防制之法度’；宋教仁坚持内阁制，组建国民党并努力使之成为国会选举中的第一大党，也不是为了要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防止袁世凯独裁，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追求民主共和国的长治久安。这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建设，并非因人设法、因人设制。”

        对于为什么要主张和坚持内阁制，宋教仁曾作过精辟的论述：“关于总统及国务院制度，有主张总统制者，有主张内阁制者，而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故吾人第一主张，即在内阁制也。”二次革命失败及其后几十年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的惨痛历史，正好应证了宋教仁当初论断的正确。宋教仁所坚持的政治主张，孙中山开始认为是对其“复设防制之法度”而坚决反对，予以否决，但在其让位袁世凯的意图明朗化后转而接受了内阁制，指示参议院修订《临时约法》改总位制为内阁制，使宋教仁的政治主张写进了宪法，得到确认。宋教仁也因此被史学界称为“共和国魂”。

创新形政管理，树立廉政新风

      1912年4月，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即在当时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民立报》上刊登《宋教仁启事》：“鄙以以菲材承乏农部，为国服务，深恐用人行政不得其当。部中职员量材任用，一切干谒概行谢绝。值此民国新立，时局艰危，何敢再蹈前清用人覆辙，有所瞻徇。所望亲知故旧，曲加体谅，不事无谓之请托推荐，以杜夤缘奔竞之风，而少鄙人之罪戾，是所深幸。敬布腹心，惶希垂鉴。”明确告知亲朋故友，不得找他谋事求官。为让更多人知晓，这则“启事”于4月26日和27日连登两天，并电告《民立报》发行部向他亲友乡朋较多的北京、武昌、长沙、常德等地各加派1000份。良苦用心，显而易见。

       宋教仁认为前清史治腐败根源于“请安磕头，夤缘奔竞”所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用人腐败。他对官场这种“攀龙附凤的腐败风气”早就深恶痛绝，便想用“启事”登报公开承诺方式在其管辖范围内先行革除人事腐败。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官场请托干谒，攀龙附凤的积习顽固不化，个别不以为然的新贵，一些心有不甘的亲友依然缠绕不断，使宋教仁烦不胜烦。为断绝这些人的念想，50天后的1912年6月7日，他又在《政府公报》登出了《农林总长宋教仁启事》：“敬启者：本部建设方新，事尚单简；加以部款支绌，未暇扩充，积此二因，用人甚少。凡大雅所推，或上书请试，诸君子其姓名住址均已汇登记室，侯将来本部扩充，需才孔亟之时，再行函聘。此刻诸君行止，尽可自便，幸勿为宋株之待，致误杖策之游也。”⑭两月内两次向社会公开承诺，充分展现了宋教仁清除用人腐败的决心，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公务员廉政公开承诺首创。

        主政农林部后，为开创廉政新风，宋教仁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举措。1912年6月8日北京政府第39号《政府公报》刊载了《农林部咨财政部5月份决算清册》，将农林部当月所有收支分项细列，公诸如众，首开中国政府机关财务公开先河。经济腐败大都源于权力避开监督的暗箱操作，晾晒“三公经费”，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宋教仁铲除滋腐败土壤的这一惊人举措。台湾学者吴相湘在其《宋教仁传》中特别提及：“有应指陈者，宋氏担任农林部为期不足三月，其所设施已有可观：如设立农艺、林艺、畜牧试验场、农政讲习所、特派专家前往奉天，吉林实地调查林产，制定各级林务、垦殖、渔政机关官制，均已见诸行事。其在计划中者，尚不与焉。而最值得大书特书者，即其树立清廉俭朴之政风，观乎《政府公报》6月8日第39号刊载《农林部咨财政部5月份决算清册》，殆为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唯一之特例。”

创新教育理念，首倡普及教育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几千年来历代统治者奉行的教育经典，教育在中国，历来是富绅显贵的特权，与平民几乎无缘。宋教仁在其早期革命活动中，逐渐认识到了这种愚民政策的荒谬和落后。1907年，他曾对人说：“飘忽敢死者易得，条理缜密之士盖寡，非先植其基，虽满州倾覆，犹足为忧”。即在革命之初就注意到教育对于革命和建设的重要。

        宋教仁认为：“措国家于磐石，端赖贤豪，范人士于炉锤，全资教育”。国家的强盛依赖人才，而人才的造就全靠教育。因此尚在“大局初定之秋，百废待兴之时”，他就鲜明地提出了教育立国的主张。强调“强国之要，学战为先”。对于如何发展教育问题，1912年12月24日，宋教仁在《民立报》发表《江汉大学之前途》文中提出：“教育期以普遍，合教蒙满回藏，陶熔一致，不问东西南朔，畛城胥泯。”⑰即在中国，教育应该不分民族，不分地域，普遍施行。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普教育问题。

        1913年3月，宋教仁《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时，即把振兴教育列入国民党的十大政策主张之一，强调“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同时对如何振兴教育列出了四大举措。其举措之三就是发展中小学师范教育。强调“中小学师范教育，所以为普及教育之第一步，而养成师范人才。”对开展普及教育提出了明确的政策措施。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中国终于实现了初等教育的普及。而远在一个世纪以前，宋教仁就明确提出了普及教育问题，并有如此切合实际的应对举措和具体规划，其远见卓识不能不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