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潮

     [内容提要]宋教仁不仅是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而且是中国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并持有独到见解第一人。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宋教仁  社会主义  思想  研究
       发生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后来社会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推崇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引发这次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是宋教仁、朱执信、廖仲凯、张继等一些晚清民初的革命党人。其中宋教仁对社会主义的关注、研究、宣传和思考，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接触与关注
      宋教仁接触社会主义，据他的日记记载，最初是受到日本社会主义者宫崎民藏的影响。1906年1月1日：“至宫崎滔天家贺年，晤得滔天兄宫崎民藏，日本之社会主义者也，谈良久。”① 1906年1月18日：“至宫崎滔天家。滔天未归，晤其兄民藏，谈良久，出其所著《人类之大权》一书观之，言平均地权之说者也。”②虽然两次谈活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谈论的话题是社会主义显而易见，且每次都“谈良久”，说明此时宋教仁对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引起兴趣，开始关注。这从稍后的行动中得到了证实。
      1906年2月10日至20日，宋教仁花很多精力翻译《一千九百零五年露国之革命》取名勥斋发表在《民报》第3号和第7号，介绍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共产党的情况：“圣彼德堡职工之响应，为昨年一月二十一日之大骚动是也。盖传播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于职工及农民间，而使之投入革命党者。此既往四十年间革命党所皆劳心焦思者也。夫欧洲劳动问题之大势，前已侵入露国而不能拒矣……” ③ “其结果终使人民得大胜利……”。④虽然宋教仁当初翻译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宣传专制独裁将让位于民主宪政的历史趋势。但俄国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引起他的注意，此后的宋教仁便对社会主义有了更多的关注。
    据宋教仁日记记载，1906年3月8日，他曾主动写信给宫崎民藏索要《人类之大权》一书，⑤两天后他不仅得到了该书，而且接受宫崎民藏的邀请，一同拜会了俄国社会主义活动家彼尔斯特基。宋教仁在1906年3月10日日记中写道：“上八时，宫崎民藏来，赠余以《人类之大权》一部，并言今日下午邀余同至芝区访俄国革命志士彼尔斯特基，余颔之。下午，功课毕，遂至芝区……坐良久，俄国人彼尔斯特基乃至，……云革命之事，不可从一方面下手，专讲政治的革命，必不能获真自由，专讲社会的革命，亦必不能获真自由。必二者具到，然后自由之权利可得，而目的可达也。” ⑥
      1906年4月3日日记中又记有“下二时，至一书肆，购得《孔夫子传》、《社会主义研究》各一”。⑦1906年5月10日“上午上课，回时至同文馆购得《独立评论》一册中载有《社会主义年表》，记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至近日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按年列表，甚详也”⑧。在一本杂志中，宋教仁唯独注意这篇文章并记日记中，他对社会主义的关注程度可想而知了。
      上述史实表明宋教仁从接触社会主义开始，便在短时期内多次拜访日俄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时广泛收集社会主义文献资料，说明当时的宋教仁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学说及其运动已不只是一般意义的了解和关注，而是有了某种程度的认同，这可以从其后的研究、宣传中得到证实。
       二、研究与宣传
       宋教仁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是从他1906年4月翻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并刊登在《民报》第5号开始的。该文原载日本《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社会主义研究》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堺利彦、片山潜等人在1906年创建的日本社会党创办的刊物，在创刊号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日文版全文和一些介绍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
       宋教仁4月3日购得《社会主义研究》后即认真研读，4月8日开始翻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至4月17日译完，其重视与专注程度可想而知。翻译的过程也就是研究探索的过程。这篇译文在叙论中开头就说：“世界者，人类共有之世界也。现世界之人类，统计不下十五万万，然区别之，得形成为二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换言之，即富绅Bourgeois与平民Proletaruns之二种也。前之一种，独占生产之机关；（后之）一种以劳力而被其役使。资本与劳力乃生出佣金之一问题，其不平等之极，一若陟天堂，一若居地狱。不有以救之，世界人类其尽为刍狗矣”。并在叙论中以《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结尾：“马尔克Karl Marx之作《共产党宣言》也，其末曰：‘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慄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失者，惟铁锁尔，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又曰‘万国劳动者其团结！’呜呼，是可以观万国社会党之大主义矣。”⑨这段话现译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有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⑩这篇译文开头就向中国人介绍了社会主义的起源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给出的结论。这比一些教科书所介绍的1919年4月《每周评论》最早在中国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节选要早13年。
       这篇译文主要是介绍“万国社会党”（现译为第二国际），文章先介绍了“第一国际”（宋教仁译为万国劳动者同盟）。然后分六章详细介绍了“第二国际”的活动情况。对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派别和意见分歧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介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全面介绍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
       1911年8月13日，宋教仁在《民立报》发表《社会主义商榷》。对社会主义的根源、流派、实践条件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全面探讨和深入研究并持有独到见解。
     1、宋教仁对社会主义发生发展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社会主义之发生，盖源于社会组织之弊”。?工业革命以后，“产业制度大变革”贫富悬隔，苦乐不均，“是社会主义发生的现实根源；” ?而“向来所有平等自由之思想，则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人们“乃唱为改革社会一切组织之说，而欲造成其所谓理想社会”。?于是便有了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广泛流传。一个世纪以前宋教仁的研究结论与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基本一致。
       2、宋教仁对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把社会主义学说分为四种：无治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分别列举其政治主张，理论学说与党派代表之后，宋教仁说：“四派之根本理想与见解虽各不相同，而要皆有其立足点，以卓然成一家言，且皆有其手段，推行运动，以期其理想的社会之实现”。?并且明确指出在四种社会主义流派中，只有前两种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后两种“只宜称为社会的政策”。把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提并论，令当代中国人难以接受，因此便避而不谈宋教仁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宣传。今人常以为无政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但实际上当初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常在一起倡导社会改革运动，是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派别分歧。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当初宋教仁的这种归类显然无可非议，合乎情理，也合乎实际。
      3、宋教仁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政策将风糜世界”。在《社会主义商榷》发表后不久，宋教仁在《英国之国会革命》评论文章中说：“更有一影响及于英国政治者，则为社会主义的政策。英人以重保守之故，原无多数人主张激进之社会主义，故希望政府行社会政策者不鲜。……夫社会主义派别与实行方法固甚多，然重征土地税，固亦社会主义中之一大主张也。此社会主义中之一大主张，而竞实行于素重保守之英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政策将风糜世界之大势，盖又可知矣。”?
     三、思考、取舍与影响
      宋教仁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出路与方略，在认真研究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同时，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持久的研究与宣传。但他最终没有选择在中国实践“真正的社会主义”，而选择了“共和”，在实行“民主”、“宪政”的同时采纳一些社会主义的民生政策，“吾尝谓我国将来之土地政策宜亟师社会主义之意，禁豪强兼并，设增价税，以保护多数国民之利益，使一国经济平均发达……” ?。1912年8月他在《国民党宣言》中更明确地提出：“采用民生政策，将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并将其列为国民党五条党纲之一。对赞同社会主义而又没有选择立即实行，宋教仁在《社会主义商榷》中有明确的说明：“吾人非反对社会主义者，吾人惟以为凡唱一主义，不可不精审其主义自身之性质与作用，并斟酌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以推定其将来所受之结果，夫如是可以坐言而起行。” ?
      宋教仁不愧是一位头脑清醒而又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没有盲从，认为“凡一主义之推行，每视其客体事物之现状如何以为结果，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相适者，则其结果良，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不相适者，则其结果恶。” ?并假定“真正社会主义”行于中国可能产生的两种结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良结果是“真正之自由平等因以享得，人类社会乃成太平大同景象……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货物弃于地，不必藏于己者……其快乐固可知也。” ?而要实现这种制度，并达到这样的结果，“则必国家之内部外部皆已康乐和亲，达于安宁之域，而无待增进，社会经济之生产分配皆已圆满调和，适于生活之用，而不必再求满足之方。” ?显然当时的中国没有达到这样的条件。条件不具备而行之的恶结果则是：“人类社会必至全然不得安宁幸福及生活，以成为毫无秩序之世界……乃至欲求政治与财产制度时代之自由，平等而不可得，画虎不成，反至类狗。”?一个多世纪以前宋教仁的研究结论，即使用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衡量，也无疑是正确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宋教仁当初的选择显然是正确的和明智的。
       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结果完全映证了宋教仁当初的论断。“苦战三年，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化大革命”都因其“主义与现状不相适”而使我们不得不吞食“画虎不成，反至类狗”的苦果，和咽下“社会经济陷入崩溃边缘”的恶果。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与实践，因为找到了“与客体事物相适应的主义”，我们才尝到了“社会主义”的“甜果”。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那个时代一些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的革命党人，与宋教仁翻译发表介绍社会主义文章的同时，朱执信在《民报》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廖仲凯翻译了《社会主义史大纲》等刊登在《民报》。但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很少有人象宋教仁这样深入持久。朱执信，廖仲凯宣传社会主义早为学界熟知，而宋教仁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宣传确少有人提起，近些年虽有几位学者关注提及，但也因宋教仁最终没有选择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而认为他“接触和研究社会主义，只是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或认为他只是“把社会主义视为自己争取民主政治的同道”?对其历史地位和作用估价不足。因为政治的原因，宋教仁长期遭受贬斥，他对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也被忽视、冰封。假使早年我们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宋教仁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并取其精华，或许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学费”可以少付，弯路可以少走，宋教仁早已指明的恶果也不会“误食”。

       宋沛珊：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桃源县宋教仁研究会常务理事
     钟发喜：桃源县宋教仁研究会秘书长、桃源县委党校讲师
     皮祖德：桃源县宋教仁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引文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