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政治家

    宋教仁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做了一些什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作出了哪些贡献，他应该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地位？以前由于种种原因，不仅没有能对他的这些进行一个全面、公正的评价，反而对他进行了一些无端的指责、批判。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情况有了些改变，但远没有达到全面、客观、公正评价他的境地。现在，我们应该努力地还原一个本真的宋教仁，对他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资产阶级要革命，就必须建 立领导革命的团体或政党，并产生出自己的领袖。宋教仁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建人，创立时的实际领袖
    在阶级社会，一个阶级、一个集团要推翻另一个阶级、另一个集团的统治，必然要建立一个领导这场革命斗争的团体或政党，以聚集仁人志士，组织本阶级或集团的支持者、同情者以及民众去战斗，并推举出领导这场斗争的领袖。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这样。
    在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革命的资产阶级先后组建了好几个革命团体。宋教仁参加了几个主要革命团体的创建和领导工作。1903年，他参加了华兴会的创立。这年的11月4日，黄兴以庆祝自己30岁生日为名，邀请20多个革命志士到长沙举行秘密会议，宋教仁参加了会议。会上，成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提出了“推翻达虏，复兴中华”的政纲，黄兴被推为会长，宋教仁被推为副会长。华兴会是继孙中山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建立的兴中会之后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建立的第二个革命团体，而在国内则是第一个。华兴会创立后，成为我国资产阶级在国内开展革命特别是在两湖地区进行革命斗争的发动者、组织者、领导者，不仅聚集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和革命力量，而且还举行了1904年11月16日的长沙起义。
    宋教仁参与华兴会创建后，接着回到了求学的武昌。1904年7月3日，他与胡瑛、吕大森等建立了武昌科学补习所这一革命团体。他虽没有在科学补习所担任什么领导职务，但科学补习所是他发起、发动、筹建的，他是华兴会与科学补习所的联系人。武昌科学补习所的建立，进一步为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一些骨干和力量。
    长沙起义失败后，1904年12月5日，宋教仁出亡日本。1905年7月下旬，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约晤黄兴，表示愿使兴中会与华兴会等联合组成一个新的团体；7月28日下午，经宫崎滔天介绍，在“二十世纪之支邪”社孙中山又同宋教仁等详谈了联合各省人才、进行革命的问题。7月30日，宋教仁应孙中山之邀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筹备会议。8月13日，他发起与“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同仁一道，召开了有一千多留日学生等参加的欢迎孙中山大会。他任大会主席，首先致欢迎辞，到会者都拍手喝彩。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宣告成立，决定领导机关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习法三部，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任执行部庶务长，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之后，宋教仁还代理过执行庶务长，协助孙中山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同盟会的建立，使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志士们集合到了这面旗帜下，使这场革命斗争有了统一的政党来领导，开启了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征程。
    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扩大同盟会组织，1907年3月23日，宋教仁从东京出发，往辽东做“马杰”的工作。4月1日到达安东（今丹东市）；不日，即见到了“马杰”首领李逢春、朱二角、宋寿山、王飞卿、杨国栋、孟福亭、蓝黑牙等。李逢春等表示完全拥护同盟会的宗旨，愿与革命党人一致行动。宋教仁将他们吸收为同盟会成员，建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使之成了领导东北地区革命的机构，为同盟会开辟了新的革命阵地，壮大了革命力量。
    1911年初，宋教仁从日本回国进行革命斗争，于这年夏与谭人凤等组建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7月31日，革命党人在湖州会馆举行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大会，宋教仁被推举为总务会干事，是中部总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中枢。既有同盟会，宋教仁为何又再建一个中部总会，这是不是分裂了同盟会呢？这里要弄清楚的是：中国同盟会本就是一个松散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建立后，原有的各组织及领导者之间思想上就有分歧、有矛盾。此后，慢慢就出现了分裂。1907年2月，黄兴为国旗与孙中山发生冲突。不久，张伯祥、焦达峰脱离同盟会，组建了共进会。3月，章太炎对孙中山产生了很大意见，掀起了倒孙风潮；此后，又因陶成章策动江浙武装起义没得到孙中山支持，章与陶掀起了第二次倒孙风潮，并决定重建光复会，1910年2月正式重建。而且，孙中山自章太炎倒孙后，也不再过问同盟会的事，1910年，他还在旧金山将同盟分会改名为中华革命党。看到同盟会的这种状况，宋教仁想重振。1910年6月，他与孙中山两次见面，提出整顿党务，但不欢而散。另外，宋教仁看到革命党人在两广、云南等边远地区发动起义屡屡失败，觉得应将斗争的重心转向中部长江流域。因此，他决定建立一个领导中部地区革命斗争的机构，为了不分裂同盟会，取名“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中部总会的政纲是“推覆清政府，建立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与原同盟会的章程相比有了很大进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色彩更加加强了。中部总会建立后，团结中部广大地区的革命力量，肩负起了在我国中部地区——长江流域组织、发动、领导革命的任务。很短的时间内，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发生了巨大变化，1911年爆发了武昌起义，完成了推翻维系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伟业。
    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满清王朝，但胜利成果很快就被阴险狡诈的大野心家、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袁世凯窃取，仍实行着专制独裁统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在这样的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任务，就是如何阻止袁世凯独裁，夺回胜利成果，建设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但在这关键时刻，同盟会的领导孙中山、黄兴等被袁世凯的甜言蜜语麻醉，热心于振兴事业去了。为了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掌握政权、遏制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建设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912年7月，宋教仁不满袁世凯的统治，辞掉袁政府农林总长之职。8月，他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促进会、共和实进会以及国民公党等联合在一起，组成为中国国民党，与袁世凯对抗。宋教仁当选为理事，并受孙中山之托代理理事长职务，成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国民党建立后，宋教仁活跃在革命舞台上，殚尽竭虑为之奋斗，不仅使国民党成为全国第一大党，而且开展了许多为袁世凯所惧怕的活动，给袁世凯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袁世凯视宋教仁为心腹大患。
    国民党是适应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面临的新的斗争形势和任务而诞生的，为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树起了一面新的旗帜，对于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对于抵制袁世凯的反革命行为起了很大作用。
    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历了曲折艰难的过程。革命的发展必须要有革命政党及其领袖来领导，也定会孕育出革命的政党及领袖，这是历史的必然。宋教仁顺应历史的潮流，站在革命运动的潮头，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几个主要革命政党的创建并担任了主要领导，他创建了国民党，并领导国民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的斗争，他的这一贡献和地位是不容否定的。
    资产阶级要革命，就必须制造革命的舆论，以推动革命，夺取革命的胜利。宋教仁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的、杰出的宣传鼓动家
    革命必须要制舆论，进行宣传鼓动，以此号召自己阶级、召唤同仁志士、唤起民众；以此揭露敌对势力的劣行；以此宣传革命的主张政见；以此推动革命运动、夺取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革命当然也是如此。我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家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涌现出了像陈天华、章太炎、邹容等一大批卓越的宣传鼓动家，宋教仁也是其中佼佼者之一。
    为了宣传、鼓动革命，1904年年底，宋教仁到日本不久即与田桐、张步青等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任总庶务，负责组织、联系事项。1905年6月出版了第一期，宋教仁的文章占整期内容的四分之一。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二十世纪之支那》被定为机关刊物，改名《民报》，宋教仁仍任总庶务兼撰述员，总揽社内一切。1911年初，宋教仁回国革命，应于右任之邀，担任《民立报》主笔，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日夜挥笔，发表了一篇又一篇的专论、时评。一时“渔父”（宋教仁号）之名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成为一位声名显赫的评论家。
    宋教仁宣传鼓动革命，宣传革命党的政见，除写了众多的时评、专论外，还进行了一些著述，《间岛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同时，他还进行了大量翻译，向国人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法律、财政等，以便效法；另外，他还时常发表演说，为革命党及革命政府起草了大量文稿；此外，还写了不少诗文，抒发自己的革命情怀。
    宋教仁宣传鼓动革命，第一，把抨击的锋芒指向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他揭露清政府的种族压迫、残酷暴政，使人民群众“流离转徙，无地可脱，无家可归”（注1），把国家弄到了“资本缺乏、产业幼稚、国民经济枯槁”境地。他痛斥清政府昏聩无能，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仓望失措，不知所为”，“敬谨听命”，割地赔款，开门揖盗、并愤怒地说：“政府之罪恶大矣”（注2），“使长此不变，吾意不出十年，茫茫禹城，必断送于彼辈之手耳。”他戳穿清政府的立宪骗局，写了《清太后之宪政谈》、《钦定宪法问题》、《宪政梦可醒矣》、《中国古宪法复活》、《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等，指出清政府的所谓立宪，“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注3）
    第二，把抨击的锋芒指向了帝国主义的侵略。19世纪20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我国垂涎三尺，疯狂争夺。面对此境，宋教仁心急如焚。他写了大量文章，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唤起民族抗击侵略者、拯救国家。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本、沙皇、英国以及美、法、德、葡等制造事端，妄图强占我领土的野心，进行了强烈谴责。他深刻地剖析了列强侵略我国的伎俩，指出列强对外“侵略之政策有二种，一正相的侵略政策，以武力为先驱；一变相的侵略政策，以经济力为先驱。二者之中，变相侵略政策尤为最新发明之利器，各国所以灭人国、墟人社，大半皆采用此利器者也。故各国预备将来应付中国之政策，亦有采用此新法之势。”（注4）他正确分析了危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大祸源，众观当时列强对我剑拔弩张之势，认为日本、俄国是危及中华民族的最大祸源，尖锐地指出：日本侵略者“假同洲同种之谊，怀吞噬中原之心，日日司吾隙、窥吾间，以数数谋我，是吾中国既往将来之大敌国也。”（注5）并深刻地指出：日本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处心积虑，日夜思有以拊吾背，扼吾吭，以致吾死命者，遂至欲超绝各国经济的侵略政策，不受牵制，独立行动……心思之敏，手段之辣，可谓无以复加矣。”（注6）他敏锐地洞察到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将会导致国家灭亡的危险性，指出：“吾意自今而后，天下形势必为一变，经济的侵略与武力的侵略必相为雄长，以共逐中原之鹿。其形势之分野，则美国为前者之领袖，而英为之辅。日本为后者之领袖，而俄为之辅。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种协商条约则尽解散。不出十年，日本与美国则以干戈相见于太平洋之间。而竞争之目的物则必为极东问题之支那，而为导火线者，又必为满洲问题……斯时吾国若犹不克为主动的外交，以折冲于角逐场中，吾恐第二之波兰问题将复见于东方矣。”（注7）宋教仁对帝国主义这些侵略我国切中要害的分析和见解，与他同时的革命家的见解相比较是独到的、深刻的，对推动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大力宣传革命的政见和主张。一是宣传革命的手段。他认为，对于满清王朝这个“怙恶不悛”、“挟其专制淫威”、“开门揖盗”的“亡国政府”、“愚劣政府”，应采取革命的办法来进行反抗，与之坚持斗争到底，“拿出铁血的精神”，推覆它。（注8）认为推翻满清政权不是“和平所能克”的，也不能“希冀满政府之和平改革”。二是宣传革命的理想。他主张革命以后应建立起民主共和的国家，他说：“今吾国政治变革，结局虽不可知，然君主专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而超于民权的立宪之途，则国事所必至者。”“天赋人权，不可避也。”（注9）
    第四，努力唤醒民众。为了使革命得到民众的支持与参与，完成推翻满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大业，宋教仁写了大量的文章，以唤醒民众，动员民众。在这些文章中，他努力唤起民众的自尊心，疾呼“吾四万万尊祖、敬宗之同胞乎起！起！！起！！！二十世纪之中国，将汝为还魂返魄之国，迎汝为自由独立之尊神，汝老者壮者少者幼者，其勉呼哉！其勉乎哉！汝毋漠视焉，旁观焉。”（注10）在这些文章中，他毫无顾忌地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他称被满清政府诬为“盗贼”的辽东“马杰”是“我炎黄子孙，四万万民族之分子”、“二十世纪之梁山泊”，是因不能忍受满政府的统治和沙俄入侵后“备极狠毒，惨无天日”的洗括、虐待才走上宋江、吴用之路来“藏身保命”的（注11）。四川的保路运动，他称赞四川人民“群策群力，愍不畏死”、“抵制专制恶政府，捣彼辈之中坚”、“与官兵开战”、“坚忍不懈、意志强固、毅力宏大”的斗争精神。在这些文章中，他公开召号人民起来推翻清政府，应与满清政府不共戴天，应勿为“甘言所动，勿为威劫，勿为势屈，万众一心，坚持不懈，苟为以强力来压迫者，亦应以强力应之，必期得最终之胜后而后己。”他还说“各省人亦同时并发，风起水涌”，“数千年充塞东亚天地之专制恶毒”“将因此一扫而尽”（注12）。同时，他认为斗争要讲究策略，宜速由消极方法而进于积极方法，斗争不能采取损害人民利益的方法，只能采取“困政府”之法。
    资产阶级要革命，就必须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宋教仁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确策略的制定者
    革命，必须要有革命的策略。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都进行了英勇的探索。经过长时间的斗争实践，经受了挫折和失败血的洗礼，这个正确策略制定出来了。宋教仁就是这个正确革命策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在漳江书院读书时，宋教仁曾慷慨激昂地对当时的时局发表过一番议论：“中国苦满政府久矣。有英雄起，雄据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注13）这说明他在投身革命之前就有了一种战略思考。后来，这竞成了他为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制定的革命策略的一个最早表述。投身革命后，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1910年下半年的一次会议上，宋教仁完整地提出了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策略：“第一由中央入手，即于政府所在地从事运动；第二由南方重要省会入手，即于扬子江流域各重要地点，联络军警各界，各省同时大举；第三由边地入手，盖边地为人所不注意处，从事革命，布置较易，由渐而来，未为不可。”（注14）这就是有名的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中、下三策。三策中，宋教仁认为上策最难，下策很难行得通，而中策比较容易成功。
    宋教仁制定的这一革命策略是在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确定的。
    同盟会建立后就开始策划武装起义。孙中山、黄兴考虑在两广、云南边境活动进行武装起义成功的把握大一些。1907年初，黄兴到达河内；3月，孙中山也到达，建立了起义总机关，派遣一批同盟会员赴广东潮州、惠州、钦州、廉州（钦、廉今会属广西），联络会党，运动新军，准备同时大举。但潮州革命党人5月仓促起事，孤军作战，几天后被镇压。6月初，惠州革命党人不知潮州失败，举兵10多天，寡不敌众，自行解散。9月，钦州革命党人又奉命起义，虽直逼钦州，但受清军夹击，很快失败。1908年2月2日，革命党人在广西镇南关再行起义，孙中山、黄兴亲自到阵地指挥。但清军大举进攻，革命军弹药缺乏，自动放弃，退到越南，起义又失败。3月，黄兴在越南组织由华侨组成的中华革命军200多人枪进攻钦州、廉州，转战几十天后又撤回越南，失败了。4月，镇南关失败后留下的革命军赴云南边境起义，攻克了河口。清政府调重兵围剿，法国殖民当局禁阻起义人员和武器粮食从越南增援云南，起义又失败了。1910年2月，发动广州清朝新军起义，匆忙提前举事，孤立无援，起义领导人倪映典在战斗中牺牲，起义也失败了。
    以上起义都是在南防边陲地区进行，全部失败，这引起了宋教仁的思考。他感到革命在边远地区发动起义很难获胜，必须将革命的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因为这些地方的革命基础比较好，革命党人的力量比较强大，而且力量容易集中；同时，一旦举事，革命军的补充、给养也容易解决，因此，革命容易形成气候，取得成功。于是，他提出了上述革命三策，并且自己担负了长江流域以图大举的重任，建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组织领导起义。
    宋教仁提出的这一革命策略得到了同盟会大部人的赞同，是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正确策略。后来，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武昌起义的爆发和成功都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确保武装革命斗争的成功，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1911年9月，宋教仁进而提出了革命速胜的三原则：“一革命之时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事）；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一革命之力宜借旧政府之所恃者（用政府军），使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此三者，盖革命成功之原则。”（注15）他提出的这些原则，武昌起义的爆发、辛亥革命的胜利也得到了证验，是正确的。
    资产阶级要革命，就必须开展革命的军事武装斗争。宋教仁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武装斗争成功的策划者、领导人
    宋教仁不是囿于书斋空谈的思想家、政治家，而是积极投身和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活动家，他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武装斗争。
    1904年11月16日，华兴会决定在长沙举行武装起义。宋教仁是这次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他除与武昌科学补习所联系、运动武汉革命党人响应外，还负责常德一路的组织与发动工作，并变卖家产为起义筹措经费。后因消息走漏，起义遭破坏，家产变卖未成，在革命党人劝说下离开了长沙。
    1907年初，同盟会领导人纷纷回国发动起义。3月，宋教仁到辽东联络、运动“马杰”，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准备“劫取通化县款项，然后大行进取之策”。去之前，他还买了“兵书”。5月，得到惠州起义的消息，他准备在东北地区起义，先占沈阳，再进山海关，然后进逼北京。因同行日本人古川清告密清朝官吏，白楚香在碱厂招兵被捕，起义未成，他才被迫返回东京。
    1910年，宋教仁预感到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为革命制定策略后，年底，即从日本回国准备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并且出卖了自己翻译的《比较财政学》一书的版权，为起义筹集经费。1911年4月，他到达香港，参与广州黄花岗起义的领导，担任统筹部编制课课长，负责草拟文告、约法以及中央与地方制度草案等。4月27日，他乘船去广州。28日，起义失败，他只得又重返香港。
    黄花岗起义失败，大伤革命元气，不少革命党人意志消沉，甚至悲观失望。赵声因起义失败忧郁致病而死；因著有《新湖南》一书出名的杨笃生，悲观绝望，在英国得知起义失败后痛不欲生，跳海自杀；黄兴打算脱离革命运动，为战友报仇，想和敌人拼命。孙中山远在欧洲。宋教仁并没有灰心，在群龙无首、革命急需领导的情况下，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了上海，仍任《民立报》主笔。一方面继续用他那支锋利的笔与敌人战斗；另一方面，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组织、发动、领导新的革命斗争。利用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时，他在长江沿岸各省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分会：要谭人凤到武汉，令居正促使文学社与共进会实行联合建立湖北分会；派曾杰到湖南，同焦达峰一起建立湖南分会；再命范鸿仙和郑赞丞到安庆，建立安徽分会；让吴玉章、张懋龙去四川建立四川分会，负责联络当地清军，与长江下游各省遥相呼应；井上幕当时正在陕西联络军队，并且已取得显著成绩，宋教仁要他与南方各省采取一致行动。在为武装起义进行大量组织准备的同时，宋教仁紧接着对起义的行动方案进行了策划，认为：湖北地处全国中央，适宜首先发动起义；而武昌属于四战之地，粮饷不足，一旦起义，必须要四川与湖南响应，以解除上游的围困，以作湖北的后援；由于京汉铁路是南北交通孔道，清军运动方便，起义发动后一定要迅速占领武胜关，阻止清军南下，保证武汉安全。他还要山西与陕西出兵将京汉路斩断，使清军无法集中。为了防止长江运输阻塞，他要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发动起义，把长江口封锁起来，使敌人的海军舰队陷于孤立。方案既定，他通告了各机关，令其遵照执行。
    形势的发展异常迅速，清政府对四川保路运动采取高压，激起了四川人民的武装反抗。同盟会中部总会湖北分会成立了领导起义的总机关，正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并派居正、杨玉如到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到武汉主持。9月24日，居、杨到上海，汇报了情况。中部总会接受了湖北分会的这一计划。因黄兴在香港，宋教仁与谭人凤准备立即西行。但这时，被关在武昌狱中的宋教仁同乡、同学胡瑛派岑伟生带密信到上海找到了宋教仁，说湖北的形势很险恶，绝不可轻易发动。宋教仁对胡瑛说的深信不疑，对居、杨说的有些半信半疑起来，去武汉有些犹豫。谭人凤走后，他仍没走。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由于革命派的主要领导人都不在，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大权落入清军协统黎元洪之手。宋教仁悔恨不已。为了挽回这一损失，让革命大权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12月24日黄兴到上海后，他力劝黄兴率第九镇军夺取南京，以控制江南地区，壮大革命声势，削弱黎元洪的影响。但黄兴不听，并且挽着宋教仁同赴武汉。到武汉后，他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形势并不像预想的那样好。为了号召革命，他主张立即成立中央临时军政府，这样，黎元洪就只能以一军官身份服从。但黄兴仍不以为然，必欲先立一战功再实行。宋教仁等又策动推荐黄兴为两湖大都督，位居黎元洪之上，但遭到了原发动武昌起义的一些人和旧军官的反对。眼看革命领导大权旁落，自己在武汉已无可为，宋教仁十分焦急，于是决定东下江浙，为革命党人开辟新的革命基地。11月13日晚，他乘船离开武汉，11月16日，到达革命党人占领的镇江。这时，浙江、上海、江苏的革命军队正向这里集结，准备对南京发动决定性进攻，但各军之间有些矛盾，宋教仁在中进行调解。11月27日，武汉那边继原先汉口失守后汉阳又告失守，武昌处境非常危险。宋教仁认为这是由于事权与军权不统一造成，并不紧张。12月2日，苏、浙、沪联军攻下南京，革命形势有了好转，革命中心开始转移。3日晚，宋教仁与于右任乘火车赶往南京，调和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和镇江军政府都督林述庆之间矛盾，支持在苏州宣布独立而任都督的原江苏巡抚程德全担任江苏都督，让徐绍桢与林述庆分别担任援鄂和北伐军的总司令。他自己则全力筹建中央临时政府。
    宋教仁为在长江流域策动武装起义做了大量组织准备、军事部署以及其他方面工作，一切都干得那样出色，促成了武昌起义的爆发。武昌起义之后，为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到革命的领导权，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他又做了大量工作，显示了他在武装斗争中统筹全局、审时度势、高于他人的才识，成就了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大业。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宋教仁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设计者、执着者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孙中山、黄兴等都有考虑。宋教仁不仅有很多的考虑，并且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设计了一幅在我国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国家的蓝图。
    宋教仁研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是从1905年开始的。之前，他主要注重军事；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改学法政，开始研究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1906年，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利用课余连续翻译了《俄国制度要览》、《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国俄国财政制度》、《法国官制》以及《普鲁土官制》等。通过这些翻译，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有了非常清楚的了解，并且开始孕育、设计我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蓝图。
    宋教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表述，见之于文章最早的是同盟会成立不久1905年8月23日他写的《清太后之宪政谈》。文中他提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民“其义务必平等，其最普通者，则纳国税是也”；“其权利必平等，其最普通者，则人人有被选举之权利也”；国民还应“有监督财政之权”（注16）。他提出的民主共和制的这三条，是批判清政府的立宪简要说的。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此后，他提出了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一套完整方案。1911年4月，他为黄花岗起义准备时起草的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及设施就提出了一套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但这些文稿全部遗失，难以为证。8月，他写了《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一文，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论述。他说：我国将必须建立“民主的立宪政体”，“夫立宪政体之间，必有议会为监督政府机关，而行决议、质问、弹劾等之权。必有裁判所为司法机关，而行普通裁判之权。此殆通例。”（注17）10月，武昌起义成功，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成为革命党人当务之急，宋教仁拿出了一个完整的建国方案。到武昌后，他住在汤化龙家里，几个日夜，为武昌军政府草拟了《鄂州约法》，这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第一部大法。大法绘制了一幅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蓝图。在蓝图里，他主张：第一，建设民主政治。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国民为国家之主人翁”，“国家有政治之主体，政治之作用。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运用政治之作用，此共和国之真谛也” （注18）。第二，建立责任内阁制。他说：“吾人则主张内图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以内阁之精神，实为共和之良好制也。”“凡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亦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 （注19）。他认为，这种责任内阁是国家卓有成效实行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最理想的体制。第三，实行“政党政治”。他说：中华民国必须组织一个完善的政府，而“欲完善政府，须有政党内阁。”“建设良好政府，则舍政党内阁莫属。”“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席位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注20）他希望能“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这样，才能“举责任内阁之实”。同时，他还认为：政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政治中心势力”和“代议机关或政府之脑海者”的角色，必须要有一“强健而良善之政党”。“政党政治……在国民主权中，则有不赖之为唯一之常规者”，“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两大党对峙，不宜小权分立。”这样，“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之地。”（注21）第四，必须制订并实施一部真正的共和宪法。他说：“宪法者，共和政府之保障也。中国为共和政体与否，当视诸将来之宪法而定。使制定宪法时为外力所干涉，成为居心叵测者将他说变更共和精义，以造成不良宪法，则共和政体不能成立。”他还说“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注22）宋教仁认为国家只要实现了他制定的这一建国方案，就可以建立起一个良政府，建设起良政治，就能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繁荣昌盛的国家，国家可以长治久安，图存于世界。
    宋教仁为我国资产阶级设计的这一建设民主共和国的蓝图，是为他同时的政治家、革命家所不及的。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先进的，代表了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美好的政治思想，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要实现这一蓝图，宋教仁认为“惟是国民合成心力之作用，非必能使国民人人皆直接发动者，因此圆顶方趾之类，其思想知识能力不能一一相等伦者众矣，是故有优秀特出者焉，有寻常一般者焉；而优秀特出者，视寻常一般者恒为少数，虽在共和立宪国，其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之作用而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者，亦恒在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在法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组成议会与政府，以此代表全部之国民；在事实上，则由少数优秀特出者集合为政党，以领导全部之国民。”（注23）
    宋教仁为实现他设计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做出了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努力。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大权落到满清旧军人黎元洪手中，他认定这会使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遇到麻烦。所以，他在武汉策动了一系列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领导权的活动，后又在上海策动了要黄兴担任大元帅、黎元洪副之的活动。但均未成功。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到上海。26日晚，宋教仁从南京赶到上海，商议政府组织方案。宋教仁提出了内阁制，反对孙中山提出的总统制。宋教仁的莫逆之交黄兴劝他放弃提议，他坚决不肯。经过缴烈争辩，他的愿望初步得到确认。12月27日，宋教仁同黄兴赶到南京，将政府组织方案提交各省代表会议。代表们不知道同盟会在上海做出的决定，内阁制又被否决，而确立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宋教仁还是不放弃。他本来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很不满意，加上否定了他主张的内阁制，认为这很不合当时的实际。因此，他坚持要修改大纲。28日，他宴请各省代表，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说，附和他的意见的很少。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仍坚持修改大纲，提出增设临时副总统，临时大总统和副总统有自由制定官制、官规而不必经过参议同意的权力。这一提议获得通过。但1912年1月2日临时政府成立的第二天，他的修正案又被推翻了。
    宋教仁为什么力主责任内阁？他曾清楚地告诉人们：“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制也。”（注24）他的这一想法当然是有道理的。后来，他坚持内阁制还有另一个意思——遏制袁世凯。这个意义就更重大了。
    宋教仁为建立临时政府出力最多，日夜劳苦，费尽心思。但他建立内阁制的主张被革命党人误解了，遭到了革命党人的责难，加上1911年12月1日，章大炎发表了9则《宣言》，说：“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同时，由于宋教仁对临时政府大纲很有意见，坚持要修改，引起了起草人不满，他的言行被诬为出自私心，捞取大权。因此，想任宋教仁为内务总长的孙中山只让他担任法制院院长。
    宋教仁并没计较这些，仍坚持他的主张。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辞出临时大总统。2月15日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后，参议院通过了《临时约法》，正式同意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宋教仁虽不同意这种因人设法，但认为：这可防范袁世凯独裁；袁世凯有野心，有了责任内阁，也不得不就范。因此，他同意了。3月11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要唐绍仪组织内阁，宋教仁同意担任了农林总长。唐非常赏识宋教仁，有事都同他商量，当时被人称为“唐宋内阁”。宋教仁以建设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己任，拟定了一系列内政外交方面的政策，如整理军政、划分中央和地方行政、整理行政、整理财政、开发产业（包括兴办国有山林、修治水利、放垦荒地、振兴实业、奖励仿造洋贸工业和商品输出等）、振兴教育、统一司法、运用外交等。但袁世凯践踏《临时约法》，专横跋扈，不把内阁放在眼里。唐绍仪不得不于6月辞职。此时，宋教仁感到建立责任内阁的理想国家无望，自己在袁世凯一群狐群狗党面前即使担任总理、其他阁员与自己心意各别，也不过是虚有其名。7月，他愤然辞职。他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大党，与在5月建立的、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对抗，并在选举中取得议会多数席位，才能真正建立起责任内阁，实行政党政治。他说：“辞职之后……尽力党务，苦战奋斗，伸张所信之政见，以求间接收效异日。”（注25）他希望通过这一途径建立起“国务委员全体一致，志同道合，行大决心，施大毅力，负大责任，排大困难，坚忍以持之，忠诚以赴之” （注26）的政党内阁，建设起他理想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接着，他组建了国民党，全力以赴投入国会选举，为建立政党政治不屈不挠地奋斗着。
    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家，必须是一个完全的爱国主义者。宋教仁的一切作为都表明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革命家
    宋教仁对于自己的祖国是无比热爱的。他对清政府腐朽统治的鞭挞，他对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深刻揭露、愤怒谴责，他为革命的劳苦奔波、坚韧奋斗，他对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热烈倾慕与执着，都倾注着他对祖国深情的爱。宋教仁的爱国主义精神、情怀不仅表现在这些方面，而且表现在他对当时国家一些重大问题的原则立场上。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领土早就有强烈的占有欲。为了侵占我东北，1894年制造了所谓“间岛问题”。
    “间岛”是指我延吉地区沿图们江北岸长470里、宽400里地的一大块陆地，与朝鲜紧临。原来这里是一片荒地，并无名称。因朝鲜居民曾过江到这里开垦，一度被称“垦土”，后又称“韩岛”，再转名“间岛”，一直是我国领土。清康熙51年更明确载文予以确定。这年，清政府命乌拉总督穆克登审查边界，会合朝鲜委员李善溥、李义复、赵台相等登白头山，探山顶水源，西为鸭绿江，东为图们江。两国一致同意刻碑立标记在分水岭上，确定以鸭绿江、图们江为国界，图们江以北的“间岛”固定为我国领土。清咸丰年间，朝鲜居民过图们江开垦并移居我国图们江以北地区；光绪年间，慢慢因沙俄插手便出现了所谓“间岛”争论。沙俄侵略者和朝鲜统治者想占据“间岛”，但一直未能实现。日本侵略者打败沙俄占领朝鲜后，为了实现其侵略阴谋，硬说此地为中朝未定疆界，挑起“间岛”争端。
    宋教仁1907年4月到辽东进行革命活动，得知日本特务组织“长白山会”正在制造“间岛”是朝鲜领土的伪证，无比愤怒。他不顾个人安危，化名贞村，装扮成日本人，打入“长白山会”，将他们制造的假证拍了照片；返东京路过朝鲜时，他到汉城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找到了朝鲜政府有关“间岛”是我国领土的历史文献；到东京后，他又到帝国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很多有关图籍，据此，写了《间岛问题》一书，用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间岛”是我国神圣领土，戳穿日本的罪恶阴谋。这年7、8月，日本向清政府提出了对“间岛”的要求。清政府派吴禄贞为代表与日方交涉。为给我方代表提供驳斥日方的依据，清驻日公使杨枢通过宋教仁的同乡覃振向宋教仁索取这书。这本日本政府曾以高价向宋教仁购买而遭坚决拒绝的重要著作，为了祖国，他毫无保留地将原稿奉献了出来。吴禄贞以宋教仁提供的铁证驳得日方代表哑口无言，狼狈逃席，从而捍卫了祖国领土。清政府见宋教仁为“间岛”归属立了大功，赐予他千元赠款，赦他“谋逆”之罪，取消对他的通缉，并封他“四品京堂”，电请他归国到京任职。宋教仁都断然拒绝。1908年10月，他写信清政府，重申自己在国内事务上与之不可调和的立场，要求清政府免除他留学生的资格，撤消他的月费金。在此前，他把清政府的“赠款”散给了留日中比较困难的学生，并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赚几文钱也。”
     1911年初，英国侵略者在我国云南制造了所谓“片马”问题。片马在北伟26′与东径98′35〞相交的云南腾越西北大塘关外高黎共山之西，一直是我领土，清属云南永昌府保山县辖。英国侵略者侵占缅甸后，以光绪25年中英订立的《滇缅条约》（续约）中我方疏漏，出兵侵占片马，说这是英国属地，并妄图延长北缅铁路、侵入云南及内地。为了揭穿英国侵略者的阴谋，宋教仁查阅了有关资料，查看了《云南通志》，从周秦说到清朝，证明片马从古就是我国领土。他还研究了片马人文，写了《滇西之祸源篇》，讨伐英国侵略者。这年3月至4月，他在《民立报》上发表了《故纸堆中之滇人泪》又名《滇界探险记》，写腾越举人张成濂要其弟张成瑜与族人张德馨充作驼夫，尾英国人进行侦察，目击英国侵略者勘测我云南片马一带地形地貌的罪恶行径。
    1911年初，沙俄侵略者因与我签订的《伊犁事件条约》已到期，怕前面得到的特权改约被我收回，对我蛮横无理，蔑视国际法，在蒙古和新疆制造事端入侵。面对沙俄入侵和我领土丢失的危险，宋教仁先后写了《蒙古之祸源篇》、《假仁义与真面目》、《承化寺说》、《讨俄横议》等文章。还研究沙俄侵占我领土历史后写了《二百年之俄患篇》，历数沙俄侵略罪行，表达了想据国际法“索要”的愿望。
    宋教仁在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践踏、瓜分这些关系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原则问题上的严正立场，与当时革命党人有些人的态度相比较，旗帜要鲜明，立场更坚定，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情怀。
    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满清王朝、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攫取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建立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宋教仁是肩负这一任务最坚决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坚定革命家
    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和领导大权被袁世凯窃夺。1912年3月11日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后，一方面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号伪装自己，另一方面玩弄着阴谋，暗里一步紧逼一步地推行着专制独裁。
对于袁世凯的阴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大多丧失了原有的革命锋芒，有的甚至为袁世凯的甜言蜜语蒙蔽、陶醉。孙中山沉醉实业；黄兴请袁世凯撤销南京留守一职，以示真诚拥护南北统一；章太炎与立宪派张謇一起跟同盟会唱对台戏；有的认为革命已成功，可引退了；有的则投机钻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面临如此危急的紧要关头，宋教仁肩负起了继续革命的重任，为实现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奋斗着，与袁世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宋教仁向来对袁世凯就没有好感，早在1905年8月，他就说：“袁世凯固满政府唯一之忠奴也”，是个“迎合主意，压制同胞，效忠异族”的家伙。（注27）
    武昌起义后，看到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迫使清庭再三向他让步。把一切军政大权捞到手后，他出山了：一面调兵遣将，威胁革命党人；一面放出和谈空气，引诱革命党人。1911年11月10日，袁世凯派刘承恩、蔡庭干到武昌与革命党人谈判。宋教仁对袁世凯的花招清楚。所以，他与黎元洪一起接待袁世凯的代表时当场拒绝了袁世凯提出的实行君主立宪的议和条件。12月21日，宋教仁在致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的信中更鲜明表达了他反对议和、反对袁世凯、力主北伐的坚定立场，他在信中说：“袁世凯号召私党，扶翼满族，假议和之名，阴为添兵之计。其人本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此间早与断绝。联兵北伐，以一中原，筹之已熟。”（注28）
    可是，宋教仁不久又向袁世凯妥协了。为什么会妥协？在宋教仁的著作中没有看到陈述其理由的文章，但从他前后的言行和革命党人妥协的潮流中可以看出其究竟：一是宋教仁主张革命速胜，想通过议和、让总统位很快达到推翻满清王朝的目的，这是革命党人也是宋教仁的良好愿望。二是袁世凯向革命党人施加了很大压力。1912年2月28日，宋教仁作为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任总统的欢迎员到了北京，看穿了袁世凯发动北京政变的阴谋，也看到了袁世凯仰仗帝国主义所拥有的军事实力。因此，他认为：不向袁世凯妥协就会造成南北对峙，引起旷日持久战争，对革命不利。三是英、俄、日等帝国主义已出面对革命进行干涉，宋教仁十分担心帝国主义武力干涉会招致国家被瓜分、革命失败。四是宋教仁认为俄、日是我国的大敌，它们都位于我国北，定都南京会给日俄造成侵略的方便。于是，他放弃了孙中山辞职让位三条件中定都南京的条件。五是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孙中山决定辞职让袁世凯任总统前，参议院通过了《临时约法》，决定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这也是孙中山让位之三条之一。因此，他认为，既实行责任内阁，就可以防范袁世凯的野心。所以，他作为迎袁南下的欢迎员提前回到南京，报告了袁世凯制造兵变不想离开自己的巢穴到南京就任而制于革命党人控制之下的情况后，有的主张由黄兴统兵北上，以迎袁为名扫荡北洋军阀及专制余毒。他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势必惹起战争。为此，马君武骂他为袁世凯做说客，出卖南京。宋教仁听后怒不可遏，打了马君武一耳光。马君武还击，打伤了他的眼睛。后来，宋教仁接受了袁世凯政府的任命，担任了内阁农林总长。可他并不是放弃了反对袁世凯的立场，他之所以到袁世凯政府任职，考虑的是“既列阁员之群，亦参赞大政方针之一人，则主持所信之政见，以期见诸实行。或亦易事，故姑且承乏其间，以图展布有日。”（注29）因此，他竭力工作，“默筹治国方案”，对国家大政方针提出了许多好建议。
    袁世凯是绝不会允许宋教仁去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自己虚居总统之位、让权于责任内阁的。他要独裁，他要皇袍加身。所以，总理唐绍仪倚重宋教仁，与之共谋建立西方民主国家时，袁世凯指使阁员中的亲信作梗，践踏《临时约法》，逼走了唐绍仪。宋教仁见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袁世凯的卑鄙行为在内阁已无法扼制，不久，也辞职。他决心建立政党内阁，把建设民主共和的大权抓到革命党人手中，再与袁世凯斗争。
    袁世凯对年轻气盛、雄才大略、操守民主共和、对自己极为不满的宋教仁有几分惧怕。因此，宋教仁辞职时他极力挽留，以便制服宋。他要宋出任总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也极赞同。但宋教仁认为袁世凯与他主张的责任内阁“大相刺谬”，没有接受。接着，袁世凯又赠予宋教仁50万巨款，宋教仁给退了。袁世凯再送宋教仁美女，宋教仁始终不为所动，予以拒绝，表现了他与袁世凯不可苟合而坚守民主共和的节操。
    宋教仁辞职后组建了国民党，紧接着就投入了国会大选，开展了新的反袁斗争。1912年10月，他离开北京南下，运动选举，觉得这是国民党与袁世凯专制独裁决战的关键，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了这上面。沿途，他发表了一系列锋芒逼人的演说，对袁世凯政府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抨击。他说：“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无一善状可述。”“一切政务，多使国民抱种种失望。”他断言袁政府是“不良政府”“不如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抨击说：“夫内政亦多端矣，而其最重要者莫如财政。中国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补苴弥缝之术，外人见此景象，遂百计要挟，以制中国之死命……”“以言外交，则外交不堪问矣。自库俄事件发生以来，国人嚣嚣然群起诘责，而荏苒至今，将及一载，不闻有当解决之法……兄弟（宋自称）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总统及赵（秉钧）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无如说者谆谆，听者藐藐，至今日外蒙非我，而政府犹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他认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革命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注30）对于袁世凯这样的政府应该予以“推翻”。当时有人说，应“维持现状”。他驳斥说：“警如一病人，已将危急，医者不进以疗病药，而仅以停留现在病状之药，可谓医生之责任已尽乎？且维持现状说兴，而前清之腐败官制，荒谬人物，皆一一出现，故维持现状不啻停止血脉之谓。”（注31）他号召国民党要担当起拯救国家建设国家的重担，告诉国民党人，“延聘医生之责任，则在吾国民党也”，“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国民党“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他信心满满地说“中华民国政府属于人民……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注32）他不辞劳苦，风尘仆仆，到处演讲游说，充分显示了他的卓越才干。他的言论，他的丰采，到处都博得了广泛而热烈的欢迎。
    宋教仁运动竞选，发表反袁演说，有些心怀叵测的人诬他为运动总理。他听了处之坦然，坦荡地回答说：“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应欢迎者。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盖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则不可耳。”（注33）
    宋教仁反对袁世凯也考虑到会遭报复。因此，他告诫国民党人“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注34）
    1913年3月上旬，宋教仁到达上海。国会选举已初步揭晓，国民党在各个选区都大获全胜。宋教仁十分高兴，以为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纯粹的国民党的责任内阁了，以为自己可以当上总理实现自己的理想政见、施展自己的才干了，以为可以开始建设一个繁荣昌盛、图存于世界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了。殊不知，袁世凯早已密切注视他并决心铲除他这个最大、最危险的政敌。宋教仁在上海为国民党草拟了政见——一个在我国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完整方案后，正准备带到北京实施。此时，袁世凯来电催促他回北京，共商大计。他决定3月20日同几位议员一起北上。这天晚上，宋教仁到《民立报》社与同仁辞行，并谈起了他以前对革命的种种宏伟规划因受阻碍而不能实施，致使人民未能享受革命之福的愧疚心情。临别前，他的挚友徐血儿紧紧握住他的手提醒他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愿先生谨慎防卫。”宋教仁不以为然笑着说：“无防，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他坚信自己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以及他坚持的事业和为此而采取的一切行为都是正义的、崇高的，袁世凯不致把他怎样。于是，他从容地往上海火车站走去。但是，宋教仁想错了。袁世凯已把枪口对准了他。当他和黄兴等几个送行的人员走出火车站议员休息室，还只到检票处，袁世凯指派的凶手的枪弹射向了他，他倒在血泊之中。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与世长辞。
    宋教仁为了实现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理想，与袁世凯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第一个起来反对袁世凯的先锋，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坚强战士、英勇斗士。他用生命唤醒了幻想中的革命党人：必须与袁世凯展开坚决的斗争，民主共和才能真正实现。
    纵观宋教仁短暂的一生，他无愧于他的阶级，他无愧于那个时代，他无愧于国家和民族。他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有作为的、杰出的、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他对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贡献是伟大的、不朽的！人民会永远纪念他！
 
    注释：

    （1）《《宋教仁集》（上）P13
    （2）《宋教仁集》（上）P187
    （3）《宋教仁集》（上）P255
    （4）《宋教仁集》（上）P203
    （5）《宋教仁集》（上）P137
    （6）《宋教仁集》（上）P205
    （7）《宋教仁集》（上）P221
    （8）《宋教仁集》（上）P205、228
    （9）《宋教仁集》（上）P281
   （10）《宋教仁集》（上）P6
   （11）《宋教仁集》（上）P11、13
   （12）《宋教仁集》（上）P315、317、318、320
   （13）《宋教仁集》（上）P3）
   （14）《宋教仁集》（下）P424
   （15）《宋教仁集》（上）P327
   （16）《宋教仁集》（上）P17
   （17）《宋教仁集》（上）P281
   （18）《宋教仁集》（下）P459
   （19）《宋教仁集》（下）P489、490
   （20）《宋教仁集》（下）P748、456
   （21）《宋教仁集》（下）P748、749
   （22）《宋教仁集》（下）P487
   （23）《宋教仁集》（下）P747
   （24）《宋教仁集》（下）P460
   （25）《宋教仁集》（下）P405
   （26）《宋教仁集》（下）P405
   （27）《宋教仁集》（上）P20
   （28）《宋教仁集》（上）P368
   （29）《宋教仁集》（下）P405
   （30）《宋教仁集》（下）P451、458
   （31）《宋教仁集》（下）P467
   （32）《宋教仁集》（下）P456
   （33）《宋教仁集》（下）P484
   （34）《宋教仁集》（下）P456、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