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与漳江书院

     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对为中国民主宪政而献身的杰出革命家和著名爱国主义政治家宋教仁先生早年在漳江书院的求学经历进行了尽可能深入和全面的调查。我们发现，宋教仁先生在漳江书院将近四年的求学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期，换句话说：漳江书院是宋教仁革命思想的孕育与形成地。本文拟从四个方面予以阐述。
      一、“莫使真心堕尘务”——接受进步思想熏陶    
      1899年春，17岁的宋教仁入漳江书院（今桃源县漳江小学的前身）求学。始创于明朝末年的漳江书院，是当时湖南四大书院之一，桃源最高学府。受清末维新思潮的影响，早在宋教仁入学前，漳江书院即以开通风气，提倡新学而闻名于世。据民国时期《桃源县志•书院》记载：漳江书院“自郭兰荪孝廉主讲后，专注重经世之学，斯时学子靡然，向风含藻，蕴芬菁菁，秀极一时之盛。接踵保靖瞿羹若（即瞿方梅）孝廉，继之以开通风气，提倡新学为己任，研求经史之余，并讲究小学舆地，不以雕虫小技为能事，一扫空疏浮薄之文弊，宋教仁、吴劭先即当日之高材生，后宋之从事革命，推翻满清，肇造民国，瞿方梅之甄陶亦与有力焉6”。
      宋教仁入读漳江书院时，书院大堂悬挂着时任县教喻黄彝寿撰写的一副对联：“堂堂华夏愤膻腥，要大家励精致气，以泄国耻；纳纳乾坤运枢纽，看此日从新化故，懋育群生7”。宋教仁一进入漳江书院便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
      有两位老师对宋教仁的影响很大。一是时任县教喻的长沙名士黄彝寿。黄先生精通宋学，富于民族思想，推崇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书院每月两次课考均由黄先生主持，宋教仁勤学好问，深得黄先生喜爱。一次黄先生从长沙运一船书到桃源，不小心弄湿了，请了宋教仁和几个学生帮助检晒。宋教仁是边晒边看，工作一完，马上就书中的疑义向黄先生请教。二是当时的山长（也就是我们今天称的校长）瞿方梅。瞿先生是当时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的再传学子，张当时被称为“精通中西学务第一人”。瞿先生“思想开朗进步，指导学生阅读明末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著述8”。黄宗羲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对专制的暴君政治和现存的封建秩序进行激烈的批判。指出封建皇帝把天下作为自己的产业，“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9”。他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治天下之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10”。顾炎武在其所著《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同样反对当时的专制主义政治，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治学方面主张“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提倡实事求是，踏实钻研的学风，并强调民族的气节。“以此宋教仁思想大为解放，渐明所谓夷夏之辩11”。“同时，瞿方梅还要学生注重阅读《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使知中国历代治乱的根源与其典章制度的变革以及关塞险厄的地理沿革，使宋教仁的学问思想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2”。
       当时的中国，由于专制统治的腐败在反抗列强的侵略中一败再败，国势日益衰落，宋教仁在这样的老师影响下，自然会特别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而萌发革命思想。
      二、“秀才以天下为忧乐”——不恋科考无心功名
       在漳江书院期间，宋教仁曾于1901年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童生府试”）并中了秀才（“置优等补博士弟子员”）。1913年4月21日《民立报》刊登罗润章之《宋母万太夫人七秩寿叙》曰“辛丑，渔父先生补博士弟子，贺客盈门，太夫人进而勖之曰：秀才以天下为忧乐，岂在区区科举耶13”。这件事对宋教仁革命思想源流探索的影响很大。这里顺便要说明一下何谓革命思想：《辞海》的解释是人们要求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使之发生重大变革的理想和观念。按照一般的理解，当时正处在社会普遍要求废除科举，倡办新学的教育改革时期，作为“一个决心投身革命的人应该不会去参加这种考试14”。据此，有些研究宋教仁的专家学者认为宋教仁在漳江书院求学期间仅是激进青年而已，其革命思想是1903年春进入武昌文普通学堂之后才开始产生的。
      经过多方面的考证和研究，我们认为参加此次科考并不能说明当时的宋教仁对科举制度有认同。经过对能够收集到的有关当时的史料分析，我们发现，参加1901年的童生府试（文思的文中为院试）及其前后的表现，恰是宋教仁此时革命思想正在孕育成长的一个佐证。
      其一，参加科考实为家人要求和同学邀约，并非本人意愿，出于情非得已。瞿方梅1913年4月28日在《民立报》发表的回忆说宋教仁“虽入学官，非其所志”。此外，促使宋教仁当时投考，可能还有另一个外在因素，就是当时全国有志青年向往的新学堂——武昌文普通学堂，招考规定必须有功名才有报考资格，宋教仁后来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求学，我们据此推测，想要进入文普通学堂也有可能是他当年参加科举考试的因素之一。
      其二，考卷上的借题发挥，展现出了当时宋教仁革命思想正在孕育成长的迹象。当时的考题是《晋通吴以制楚，卒为东诸侯之患论》，宋教仁作答时借题发挥，影射西太后与卖国贼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妄想“联俄制日”，结果引狼入室，祸国殃民。他开门见山地写道：“甚矣，以夷攻夷之说之谬也！”最后写道：“当不惜杀一人（指李鸿章）以谢四万万之同胞；当不惜杀一人（指西太后）以安万世之天下15”。道明了爱国者心声，引发了进步人士的共鸣。阅卷人朱笔眉批“痛快、痛快、奇才、奇才”。主考官也极为赞赏，拟置案首，因有人作梗，便置优等以第八名补博士弟子员。
      其三，试后明志，无心科举。科考结束第二天，宋教仁随即投门生贴拜见创办明达学堂、参与维新运动的常德进步人士戴展诚。谈话中，戴问及参考感受与喜读何书。宋教仁回道：“学生不恋栈功名，喜读能振兴中华，挽救危亡之书，但苦无书可读16”。宋教仁的同学罗蕺在回忆中写道：“辛丑（1901年）三月，宋君钝初，负笈来院肄业。钝初年少，英姿卓荤，志气不凡。读书一目十行，能识体要。凡训诂、地理、词章及有关政治之典章制度，靡不一一钩稽，弃糟粕而取精华。用功不过两载，其进步已沛乎莫能御也17”。1913年4月28日《民立报》刑载瞿方梅的文章忆及宋教仁念书时：“专力地理，上下沿革，尤所注意，形势塞厄”。据此，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导迟云飞教授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宋教仁以后能写出《间岛问题》等功力深厚的史地著作，应该在漳江书院期间就已经奠定了相当的基础18”。
      三、“中国苦满政久矣”——思考国家衰弱根源
      宋教仁在漳江书院求学的四年间，是中国民族危机异常严重和满清统治最为腐败的时期。1897年11月胶州事变之后，帝国主义一齐疯狂向中国赴来，强占军事基地，抢夺铁路路权，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主义者策动光绪皇帝发动了震动一时的维新变法运动，但这次维新运动仅维持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就在西太后发动政变的恐怖政策下一举被扑灭殆尽。此后中国政治更加黑暗，列强侵略更加有恃无恐。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肆意横行，而腐朽的清朝统治者为了苟延残喘，竟然接受了侵略者极其苛刻的所谓“和约”即“辛丑和约”。1901年9月，清政府与入侵者签订中国历史上最为屈辱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入侵者认错道歉；惩办“得罪”帝国主义的官员，赔偿入侵者战争损失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偿付，本息合白银九亿五千多万两）。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腐败的清政府不仅接受签字，还恬不知耻的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把中华民族推向了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象宋教仁这样的热血青年不会不，也不能不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进行思考。1901年宋教仁参加府试后与刘复基游常德城，见街上到处是飘着太阳旗、米字旗、三色旗、星条旗的洋行，宋教仁怒目而视，叹道：“我本大汉民族，堂堂华胄，自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国后，累受外夷欺凌，欲振兴中华，恢复国家威仪，非更变现状不可19”。残酷的现实必然引发人们的思考，而面对当时的现实去思考中国积弱的根源，其结论是不难得出的。据当时的老师和同学回忆，在漳江书院，气度不凡、关心时政、勤于思考又善于思考的宋教仁常与同学谈论救亡图存的话题，探讨中国衰弱的根源，正是在不断的思考、探索中，宋教仁找到了中国衰败的根源：“中国苦满政久矣”。
      还有一点要提到的，就是戊戌变法的影响。历史学家刘泱泱曾经提出过：“宋教仁确实没有参加过戊戌维新运动，没有经历改良主义的曲折。但是，他那时已经十六、七岁，正处于思想敏锐的求学阶段，而戊戌维新运动给予人们的影响，不只是改良主义的政治态度，更主要的还是民主主义思想的学习和宣传。宋教仁在漳江书院的同学孙安仁曾回忆说：‘宋前在漳江与仁同学时，不以仁为不材，动以推倒专制，改建共和各项密谋，互相商榷。’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才导致他1903年（离开漳江书院仅几个月后——引者加注）参加筹建华兴会，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如果认为这时（在漳江书院时期——引者加注）的宋教仁思想还仅仅是反满的民族主义，而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绝缘，那实际是无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变化，同时对宋教仁投身革命的思想准备估计不足20”。著名历史学家林增平先生也曾在1985年说过：“宋教仁产生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革命思想，大约是在戊戌变法后一年（也就是漳江书院求学期——引者加注）21”。按照刘泱泱和林增平两位历史学家的看法，我们可以推论宋教仁革命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应该是在漳江书院求学期。
      四、“要将热血洗乾坤”——提出革命变革主张
      生于忧患、胸怀大志的宋教仁，进入学风开通的漳江书院之后，不仅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积聚了“经世致用”的知识功底，更重要的是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促成下，萌发了革命思想，并在这里得到孕育成长而逐渐形成。可以从他的言论中得到证实。1902年春，在一次背诵《原君》之后与同学议论，宋教仁曾感慨地说：“要救亡图存，唯有实行革命，推翻专制皇帝，建立一个民众作主之新国家”。同学视为戏言，宋教仁正色道：“大丈夫理当如此22”。这在当时历史条件，可是罪灭九族的谋反言论，一个二十岁的知识青年，如果没有深思熟虑，是不可能轻而言及的。可见此时的宋教仁革命思想已经形成。
      另据宋教仁的同学文骏、陈宗兰等回忆，1902年一个夏夜，宋教仁与同学田桐、文骏等纳凉于漳江书院东侧的漳江阁，纵论中西政治得失及古今用兵胜败之数，宋教仁感叹道：“有英雄起，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宁，北出武胜关，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头于肘后，庶可得志于天下23”。当时“闻者莫不服其雄略24”。八年后的1910年，宋教仁在东京召开的同盟会各省区分会长会议上提出著名的革命三策论中，他力主推行并经过实践促成辛亥革命获得成功的“中策”，与其当初在漳江书院的那翻议论有着许多的相近与相似。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宋教仁在离开漳江书院前，不仅已经有了革命思想，而且对革命的战略策略也曾有过深入的思考。不然，不会在离开漳江院仅几个月后的1903年就和黄兴一起筹建“华兴会”，走上革命道路。
      按照一般的规律，一个人的思想形成是在18岁左右。宋教仁17岁进入漳江书院至21岁离开，正是其思想形成佳期。又在当时“开通风气”的漳江书院，接受的是瞿方梅、黄彝寿这样的进步人士的教育；接触的是明清进步思想家的论著和一些经世致用（历史、地理及政治典章等）的书籍；所处的是列强疯狂瓜分蚕食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满清腐朽统治几尽崩溃的时代。基于这些因素，我们对从小就气度不凡、勤学好思、而又热爱祖国、关心时政的宋教仁在漳江书院四年的所学所思，所言所论从上述四个方面作一个全面的考证分析，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漳江书院是宋教仁革命思想的萌发、孕育和形成地。漳江书院求学期是宋教仁人生的转折期。如果把他的人生分两个阶段的话，我们认为是前21年决定了他的后10年。
      最后还要提及一点，精通词章的宋教仁（随桃源名士、诗人方棂学了6年词章）现在已知传世的题联不多，但众所周知他在漳江书院的题联就有两幅：其一是：办天下事，自欧亚始；读古人书，在秦汉前。其二是：莫使真心堕尘雾，要将热血洗乾坤。言为心声，我们认为宋教仁这两幅当时题写在自己书斋的对联，正好反映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而后一幅则恰好印证了他的革命思想在漳江书院得以萌发、孕育、形成的过程。所以，我们便以他的这幅题联作为这篇文章的主标题。
     作者简介：
      钟发喜：桃源县宋教仁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李人伟：桃源县漳江小学原校长、桃源县宋教仁研究会常务理事

     引文注释：

     1、4  《宋教仁传略》载桃源县政协宋教仁纪念专集第9页
     2  宋忠雄《五叔祖父宋教仁少年轶事》载桃源县政协宋教仁纪念专集第63页
     3、23、24  文思《故农林总长宋教仁传》载民国时期《桃源县志》第八卷
     5  赵道模《宋教仁轶事二则》载桃源县政协宋教仁纪念专集第79页
     6  民国时期《桃源县志•教育志》第六卷
     7  陈毖涛《忆宋教仁》载民国时期《桃源县志》第四卷
     8、11、12、15  文思《宋教仁年表》载桃源县政协宋教仁纪念专集第242、243页
     9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引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下册第348页
    10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引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下册第348页
    14、18  迟云飞《宋教仁思想研究》第8页、第6页
    16、19  满大启《宋教仁在常德活动琐记》载《宋教仁研究》2011年第1期第72页
    17  罗蕺《忆宋君教仁》载桃源政协宋教仁纪念专集第35页
     20  刘泱泱《宋教仁研究刍议》载桃源政协宋教仁纪念专集第233页
     21  林增平《宋教仁——为民主宪政献身的杰出革命家》载桃源政协宋教仁纪念专集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