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弘扬的渔父精神

     中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和著名的爱国政治家宋教仁（字敦初，号渔父），为推翻封建帝制，反对外来侵略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是历史公认的辛亥元勋，世人景仰的革命先烈，更是我们桃源人民引以自豪的杰出代表。宋先生的历史功绩值得缅怀，宪政思想值得研究，尤其是勤学、修德、砺志、报国、重教、廉洁的“渔父精神”，更是值得我们世世弘扬、代代传承。
     勤学善思的求知精神
     他自幼勤奋好学。宋教仁读起书来聚精会神、旁无他人，以致有时吃饭都要人提醒，漳江书院时的同学曾戏曰：“敦初见了书，就象饿黄牛上了芭茅山”。一次县教喻黄彜寿从长沙运书到桃源途中将书弄湿了，请宋教仁等几位同学帮助捡晒，独宋教仁是边晒边看，工作一完，立马就书中疑问找黄先生研谈。宋教仁在日本留学时的日记中有一份“自治课表”，表中所列每日研习时间长达16时之多，超出学校规定一倍多，没有日语基础的宋教仁，仅用半年时间就已精通日语，提前完成了早稻田大学一年预科学业，并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结业。
    他学习兴趣广泛。诗词、典章、文史、地理，几乎无不涉猎，大量的购书甚至超出了他的经济承受能力，以致于不得不找人担保从书店赊购书本分期付款。仅1905年3月至1907年3月在日本两年的日记中，有记载的购书就达30多种430多册。因为涉猎面广，博学多思，“胸有诗书气自华”， 在留学生讨论社会问题时，“每有辩议，独敦初能本末悉举，众咸悦服”。
      他注重学以致用。到日本后，他开始打算学军事，后考虑革命以后建设更重要，改学政治和经济，先入东京政法大学，继入早稻田大学，同时花很大精力先后翻译研究了英、美、德、俄、日、比、奥、普八个国家的十二部政治法典，为他成为民主宪政的坚定信仰者和推动者奠定了坚实基础，是公认的“革命党人中抱有建国方略第一人”、“中国宪政之父”和“才华横溢的政治家”，成为百年来人们崇敬的勤学榜样。在当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形势局面不断变化的发展大势面前，加快桃源发展的动力就是在于不断学习新事物、顺应新形势。弘扬宋先生的求知精神，就是要时刻保持学习上的紧迫感，增强能力上的危机感，始终坚持加强学习、善于学习，坚持勤于思考、学以致用，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思路、促进工作的措施、干事创业的行动。
      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
      宋教仁从小志向不凡，在漳江书院求学时就常与同学一起议论“救亡图存”话题，并在书斋题联明志：“莫使真心堕尘雾，要将势血洗乾坤”。21岁即与黄兴一起组建“华兴会”，从此以“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众作主之新国家”为志业，为之奋斗了一生。
      他注重宣传革命，唤醒民众。1905年新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打破地域界限的革命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以“提倡国民精神，输入文明学说”为主旨，后更名《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革命刊物。1911年初回国后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发表大量时评、政论文章，“渔父论政”风糜全国，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宣传活动家。
      他提出“革命三策”论，倡导“长江革命”思想。1910年宋教仁在同盟会部分省区分会长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  国，如葡、土之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善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据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两广，此策之又次者也。”并认为“上策实行最难，下策行之不果，唯中策较宜”。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香港疗伤，革命陷入低潮时，宋教仁赋诗《哭铸三尽节黄冈》，化悲痛为力量，检讨了过去革命屡举屡败的原因：“有共同的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决定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谋长江革命”，促成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并即时制定颁布《鄂州约法》七章，将“人民”置于首列，规定“人民”一律平等，享有“七大自由”，对动员广大绅民投入反清革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辛亥革命的成功实际上是宋教仁的革命精神、战略思想和战术运作的结果。引申到推动改革发展上，就是要突破保守观念，克服畏难心态，为发展不怕冒风险、不怕担责任、不怕遭非议，以超前的思维、超常的举措、超强的力度，不断在抢抓机遇中越位争先、在创新实干中阔步前进。
      义无反顾的报国精神
      他从小热爱祖国，非常关注国家前途命运。“少入熟读，偶得折扇，夕昔展玩”，只因折扇上印有中国地图，才爱不释手。1895年惊闻“甲午”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13岁的宋教仁“痛哭流涕者累日”，即赋诗泄愤：“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他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阴谋明察秋毫。1905年3月至1913年3月遇害，短短8年时间先后发表揭露日本、沙俄等列强侵略中国阴谋的时评政论文章近百篇，唤醒国人救国“不可不出万死之力”。
     他舍身报国大义救“间岛”。1907年宋教仁赴东北“联络马侠”从事革命活动，意外得知日本特务组织“长白山会”正在制造伪证，挑起所谓“间岛问题”领土争端，意欲侵占我国延边四县十多万平公里领土。他改变初衷，在清政府悬赏追捕和日本特务严密监视下，冒着生命危险，化名日本浪人贞村，打入“长白山会”获取实证。“费数月之功，编著《间岛问题》一书，发现该地确为中领之证据，欲以为政府外交援助。”成书后顶住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和革命党人的误解阻挠，托友人将书稿交给驻日公使，清政府得此书证“斥退日人口实”，取得了清朝统治中国两百多年数十次领土争端谈判中的唯一一次全面胜利，保住了延边十几万平方公里国土，成为世人崇敬的爱国主义典范。
      在和平年代，我们爱国主义精神最大的体现就是搞好自身工作，履行自身职责，作出一份贡献。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来说，就是要管好一方水土，服务人民群众、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当前钓鱼岛事件、南海问题等民族冲突、外交争端面前，我们更要不卑不亢，理性爱国，奋力强国，精心治国，用正义守法的行为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用理性文明的方式真正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至诚宽厚的道德精神
      他注重道德修炼，奉行“至诚”原则。“凡古昔圣贤之学说，英雄豪杰之行事，皆当取法之”，积极倡导“强国先强德”，主张“修德效先贤”。“存诚自不妄语始”，他认为“凡事稍存欺伪，不独于心理有妨，于实事亦有害矣”。他留学日本时曾化名宋鍊取得官费，后来“细思此事以狡诈行之如此，虽对于敌者，亦似无妨，然究总有不是处”。尽管留学生官费是他当时主要生活来源，还是写信给驻日公使自请“将此官费挖除”，并缴回了领用卡。
      他待人宽厚善良，行事光明磊落。“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纵观宋教仁一生，确实从未参与过阴谋活动，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从未有过背后下手的记录，不管是对同志还是朋友，也不论是对手还是敌人；从未有过私利企图，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也从未有过风花雪月的故事，不论是寂寞难耐时，还是春风得意时……宋教仁遇害后，其主要政治对手民主党首汤化龙致诔词：“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移笔抽刀向谁言？”推崇之至，溢于言表。宋先生堪称中国人的道德楷模，令人十分敬佩。我们应该要学宋先生身上透射出的中华民族的诸多传统美德，做人就要有做人品格，从政就要有从政修养，处事就要有处事道德。要通过抓道德建设抓廉政建设，通过提升道德素质来抓文明创建，通过道德建设来管理干部，真正把道德建设渗透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尘不染的清廉精神
       宋教仁认为：“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他勤政廉政，身体力行。1912年4月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时即在《民立报》连登两天“宋教仁启事：‘鄙人以菲才承乏农部，为国服务，深恐用人行政不得其当。部中职员量材任用，一切干谒概行谢绝……所望亲知故旧，曲加体谅，不事无谓之请托，以杜夤缘奔竟之风……’”其勤政廉政之用心可谓良苦。
       他自觉接受国民监督。任农林总长两月后的1912年6月18日第39号《政府公报》刊出《农林部咨财政部5月份决算清册》，将农林部各项收支细列，一目了然。史学家赞叹：“宋氏长农部三月，不仅多有建树，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树立了公开透明，廉洁行政的风气。第39号《政府公报》是民初北京政府唯一特例，首开中国政府机关财务公开先河。”
       他拒绝利诱，甘守清贫。1912年10月回乡省亲，袁世凯馈赠现金支票50万元，他分文不动，托人“原票奉壁”，附信致意：“……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壁，伏祈鉴原”。廉政美名，世代传颂。今天，我们大力建设廉洁桃源，就是要传承宋先生廉洁自律，注重监督，甘于清苦的优秀品质，从我们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真正把桃源建设成为政治清明、干部清廉、社会清新的廉洁之地。
      高瞻远瞩的重教精神
      作为一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宋教仁非常重视教育，认为“强国之要，学战为先”。代草《国民党大政见》时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虽未任职教育界，但对教育多有主张，大有建树。
       他对教育改革非常敏感。1902年20岁的宋教仁投考武昌文普通学堂途经长沙，即上书湖南巡抚，请改城南、求忠书院为新式学堂，指陈利害，言词恳切，得到当局赏识采纳。湖南新式教育的兴起“宋氏功不可没”。
       他对兴办教育非常重视。1912年民国初创，百废待兴。宋教仁主掌法制，负责“绘制共和国蓝图”，深知“措国家于磐石，端赖贤豪；范人士于火锤，全资教育”。于是他说服湘督捐资2万亲自创办民初第一所大学——江汉大学。
       他对家乡教育尤为关注。创办乡小，惠泽故园。1906年流亡在日本的宋教仁寄信托咐家人创办桃源第一所乡村小学——渌溪小学堂（今渔父完小）；陈情县府，倡办一中。1907年写信向桃源知县陈情得准创办桃源官立中学堂（今一中）；折中众议，定址桃师。1912年平息二女师（今桃师）选址之争，定址桃源并莅临开办演讲，亲定公、诚、勤、俭之校训。对桃源教育事业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百年来，“县民教子，常以渔父作典范，学子课业，多用宋公为榜样”。如今桃源这个百万人口的老区县，早已基本普及高中教育，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高出全国一年多，并以“基础教育扎实，学生素质高超”而备受全国重点高校关注。饮水思源，不忘根本，桃源教育事业的跨越发展，实与宋教仁当年的重视和作为密不可分。今后，我们更要始终坚持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扎实推进教育改革，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在夯实教育基础、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不断加力奋进，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不断加快教育强县发展进程。
      纵观宋教仁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因有上述六种精神的支撑，他成才、成名、成家，成就了一生伟业；也正是这六种精神的作用，他做人、做事、做官，做成了世人的楷模。勤学、修德、砺志、报国、重教、廉洁的“渔父精神”，值得我们世代传承。

     龚德汉：中共桃源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