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立宪派价值应予重估
现在关于辛亥革命的史学研究，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忽视：一是比较注重武昌起义及其他由孙中山、黄兴革命党领导的武装起义，而比较忽视“滦州兵谏”在辛亥革命中的关键作用;二是片面认为“滦州兵谏”是孙中山革命党单方面策动之功，而忽视了康有为、梁启超立宪派对“滦州兵谏”的关键性作用。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事实上，单就“滦州兵谏”本身而言，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无权领导兵谏这样的军事行动，革命派、立宪派与“士官三杰”之间没有统属关系，张、吴、蓝三人本身就是高级军事将领，虽然他们本身也是同盟会员，与革命党人有着密切联系，但他们基本不受孙中山、黄兴革命党的节制，故只能说他们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或者他们身上本身即有革命思想。
“滦州兵谏”的基本动因或目的，本身并不是以武力推翻清王朝，而是通过兵谏，以和平的方式逼迫清政府交出政权，进而开国会、行立宪，而这个目的和诉求，正是立宪派的主张和诉求，这也印证了梁启超之所以策动“滦州兵谏”的动机。当然，“滦州兵谏”只是梁启超政变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关键部分。也就是说，没有立宪派思想的影响及梁启超的统筹策划，不可能有“滦州兵谏”，没有“滦州兵谏”，不可能对北京的军事力量形成有效牵制，而武昌起义的成功爆发也难以保证。
关于“滦州兵谏”的领导人问题，一直为史学界所误读。现在的很多研究，多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作为“滦州兵谏”的领导人，原因是张、吴、蓝三人也是同盟会员，且与革命党有密切联系。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张、吴、蓝早年都是同盟会重要成员，其在同盟会中的资历，与孙中山、黄兴是基本相当的，在讲究资历的时代，作为同盟会成员，孙中山、黄兴是没有资格领导这三人的。而且，“滦州兵谏”爆发时，孙中山尚未返国，他根本无暇也无能力领导此次运动。“北洋三杰”的同盟会员身份，只能说他们身上具备了革命思想，但具备革命思想不等于就一定受孙、黄革命党的领导，而且，当时的同盟会内部关系十分复杂，派系众多，孙、黄并没有全部能力节制所有同盟会成员。当然，也不能说梁启超就是“滦州兵谏”的领导人，梁只是策动者而非军事领导者。梁启超与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不存在谁听命于谁的问题，但此三人在精神上追随作为立宪派领袖的梁启超。故此，在“兵谏”这一问题上，三人有着共同的默契，梁启超是整个兵谏策略的提出者，张、吴、蓝三人则是执行者。
应该说，没有“滦州兵谏”，中国不可能由清朝走向民国，不可能由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而“滦州兵谏”以及与此相关的宫廷政变计划，其策划者、主导者和实施者，正是身处海外和政治边缘地位的立宪派领袖梁启超。
辛亥年北中国的变局，可以说与康、梁立宪派有着密切的关联。南中国爆发的武昌起义，又何尝不是如此?
就武昌起义而言，虽有革命党的参与，但起义的领导者蒋翊武、刘复基、孙武等人与黎元洪往来密切，实际是受黎元洪的旨意，与孙中山并无多大关联，而且黎元洪与孙中山、黄兴革命党本就矛盾重重，而黎元洪身上的立宪色彩是十分鲜明的。武昌起义的舆论策动，是立宪派主导，起义的执行者是革命党人控制的文学社和共进会，起义后政权的建立者和秩序的维护者，则又是立宪派。其次，武昌起义的爆发，导火索是清政府的铁路国有化政策，而运动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化政策者，恰是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孙洪伊等领导的立宪派。如果没有立宪派的舆论鼓动，再加上北军中对京城军队的牵制，阻止清廷军火南下运输，以及对清政府的武力胁迫，很难有武昌起义的成功爆发。应该说，武昌起义是黎元洪新军与汤化龙立宪派共同主导的结果。参与武昌起义的蒋翊武、刘复基、孙武等人虽属同盟会成员，但与孙、黄并没有直接关系，基本不受孙、黄节制。因此基本可以说，孙中山、黄兴没有直接领导武昌起义，也很难说间接领导了武昌起义，当然更没有领导滦州兵谏。
清政府的铁路国有化政策激化了矛盾，四川爆发保路运动，随后爆发了武昌起义。梁启超所说的“运动各省督抚暂倡自立”，实际上也包括黎元洪在内。黎元洪是湖北新军统领，与梁启超立宪派、孙黄革命党等都有往来，但总体上倾向于立宪。武昌起义后黎元洪的出山，实际上是湖北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等人运动的结果。故康有为在给徐勤的信中说，“所幸武汉之事，出自将军黎元洪，而汤化龙参之，皆士夫也，或可改为政治革命。又适有机会，北中兵事，有熟人，亦有亲贵，欲胁以改政府，即以资政院国会，并合十八省谘议局为议员，且罢征讨军令，往抚之。”(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3页，《康有为致徐勤书》)从中可以看出黎元洪与康、梁立宪派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后来梁启超将黎元洪的共和党、章太炎的统一党及汤化龙的民主党三党合并为民初第一大党进步党的时候，也证明了梁启超与黎元洪之间的密切联系。故此，康、梁自信满满地认为，他控制了清廷禁卫军，又控制了北军中要人，再加上武昌起义后倾向于立宪的黎元洪掌权，而此时袁世凯又被罢黜职务，即使要启用袁世凯，也是由立宪派来主导，这样，北京政局就基本掌握在立宪派的手中。
北有深受立宪思想影响的“士官三杰”及载涛的禁卫军，南有深受汤化龙立宪派笼络的黎元洪革命军，于是，立宪在中国隐隐呈现了一丝曙光。辛亥革命的胜利，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立宪精神的确立。这在袁世凯执政以后，至少得到了短暂的体现。这不能不说有立宪派的莫大之功，而梁启超是立宪派绝对的灵魂人物。
立宪派骨干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中指出：“辛亥革命之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尽管徐佛苏是梁启超立宪派同党，但他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相比之下，五四之际欲与梁启超争思想领袖地位的胡适日记，则更具有说服力。胡适在1912年的日记中对梁启超之于辛亥革命的作用给予了较高评价：“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如此之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这是最有代表性的说法，近来已被很多人所认同。
胡适充分肯定了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说，这是中肯之论。胡适早年信奉梁启超，五四之际，当具有较大影响力之后，脑子里逐渐有与梁氏争思想领袖的想法，于是乎，在与梁的论辩中多有贬损之言，但从这一点仍然可以看出，在胡适心目中，梁启超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大山。
(作者系近代史学者，本文原刊于2015年11月4日《中华读书报》“人物”专版，刊发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