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关于夺取政权之后的建设，梁启超亦有详细布划：“国会晓谕此意，然后由国会选代表与叛军交涉;告以国会既揽实权，则满洲不革而自革之义，当能折服;政府一面仍下诏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满人一切赐姓，以消除怨毒。”(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1页《梁启超致徐勤书》)通过这样的方式，逼迫清帝下罪己诏，满清交出政权，废八旗制度，改汉姓，满人照例赐姓，以消除怨毒。
当然，由于是绝密军事计划，故此，梁启超在此信中对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语焉不详，只含糊地说“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观之事”，所谓的“非常可观之事”，即是指由梁启超与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北洋新军统领策动的让晚清政府奄奄一息的“滦州兵谏”。
梁启超的这个方针，兼顾宫廷内外和南北势力，应当说是相当完美的。宫廷内，以载涛所统领的禁卫军把守宫门，驱逐以奕劻为首的顽固派势力;宫廷外，以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率领的北洋新军一个半镇(一镇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在滦州实行兵谏，胁迫大清帝国交出政权，并由立宪派控制京城局势，敦请袁世凯重新出山(此时袁世凯已被摄政王载沣罢免职务)，进京重新组阁，立宪派和袁世凯进行合作，执掌权柄，共同稳定北京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秩序，进而实现立宪派的开国会及君主立宪主张。
当然，这其中，袁世凯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即政变之后，必须要由袁世凯出山具体主持大局。虽然都是要由袁世凯出山，但由清政府恭请袁世凯出山和由立宪派恭请袁世凯出山，以及袁世凯主动出山，意义是绝不一样的。袁世凯自己出山，则意味着立宪派、革命党都处于被动地位，而只能受制于袁世凯。当然，在梁启超看来，让袁世凯出山，这是一个最不坏的结果，至少比革命党掌权要好得多。所以，说“滦州兵谏”失败，是因为立宪派掌权的失败。但从另一个层面说，尽管参与“滦州兵谏”的吴禄贞被杀，张绍曾被解除兵权，蓝天蔚被逼走，但不能说“滦州兵谏”完全失败，因为兵谏的目的已基本达到，也不能说梁启超的政变计划完全失败，至少是部分实现了。政变的结果，客观上对于中国而言，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政变计划，典型地体现了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单就政变后的建设而言，已比革命党有所超前。应当说，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在推翻满清王朝这一目标上是基本一致的，所不同的是，革命党的宗旨是种族革命，即以汉人取代满人，认为汉人种姓优于满人，而立宪派的主张是不论种族，只论制度优劣，故其政变后，必须给满人足够的政治权利和人生权利。以汉人取代满人，或以满人取代汉人，都是一种狭隘的种族主义思维，不利于中国的大一统。所以，梁启超立宪派坚决反对种族革命论，而是倡导多民族的统一和团结，从而逐渐形成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论。这也是辛亥革命后遗留的满清贵族及满清遗老大多比较支持立宪而不赞同革命的原因所在，这从民国以后以满族亲贵为主体的“宗社党”成员的政治诉求即可得到印证。甚至可以说，辛亥以后的满清贵族及遗老，基本都是立宪派的中坚力量，或是立宪派的支持者和同情者。
但在立宪派中，又有大大小小的差别。有激进立宪派和保守立宪派的差别，有清廷中央立宪派和地方立宪派的差别，有满人立宪派和汉人立宪派的差别。即使是在比较激进的康、梁立宪派中，也还存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分歧。而康、梁的这个分歧，则是导致此政变挫败的原因之一。康有为的立场是必须彻底实行君主立宪，也即必须有君主，康有为所想要的不是美国式的民主共和，也不是民主立宪，不是日德式的君主立宪，而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与康有为基本一致，但梁启超在策略上则有所变通，在他看来，不论君主还是民主，不论是日本式还是英国式，只要先立宪就行，梁启超讲的是策略和实操，甚至在梁启超的计划中，是否君主立宪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先消除破坏立宪的因素，立宪可以一步步推进。作为弟子的梁启超，尽管与其老师政见不合，但不得不遵循。
康、梁的这一分歧，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参与政变的北军将领张绍曾(此时吴禄贞因计划暴露已被段祺瑞暗杀)在是否举兵攻进北京这一事情上举棋不定，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打，就会被康有为认为是要搞革命，尤其是革君主的命，违背了康有为的旨意;不打，又会导致计划的全盘失败，违背了梁启超的旨意。手心手背都是肉，张绍曾进退维谷，十分痛苦。于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作为军人的张绍曾，竟然做出了一个十分荒唐的举动：通过烧香拜佛来决定是否进攻北京——但他不得不如此。张绍曾的这一迟延，贻误了最好时机，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梁启超的政变计划最终落空。
二、梁启超秘联“北洋三杰”与满族亲贵
政变的关键在于控制军队。
事实上，具有战略眼光的梁启超，早就意识到军队的重要性，而且与北军中诸要人早有秘密往来。北军中的三个人物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很早即进入到了梁启超的视野。梁的政变计划中，具体所借助的，即是张绍曾驻防滦州的第二十镇(时张任第二十镇统制)，吴禄贞驻防保定的北洋新军第六镇以及蓝天蔚驻防奉天(沈阳)的新军第二混成协。张、吴、蓝所统领的部队，是北洋军最有实力的力量，而且驻扎京师附近，对于拱卫京师有着特殊的作用。梁启超之所以考虑动用这三支军事力量，一是此三人与革命党及各路江湖人士有密切联系，二是这三支部队对于牵制京师、安抚南方革命党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张绍曾、吴禄贞和蓝天蔚，被誉为“北洋三杰”，在军界颇有名望，均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因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多赞成和支持君主立宪，并由此成为康、梁立宪思想的忠实追随者;同时，此三人私交甚笃，深相接纳，兴趣相投，过从甚密，又都参加过同盟会，与革命党人有广泛联络，用此三人，北可以对清廷形成逼迫之势，南可以安抚革命党，故此成为梁启超宫廷政变计划的重要军事力量。
事实上，在日本时，“北洋三杰”即与梁启超时务学堂的得意门生、中国近代军事奇才蔡锷、蒋百里等结下了深厚的交情。尽管“北洋三杰”是新军中的重要军事力量，但要发动宫廷政变，必须要有内外的结合与联络。而这内外的联络人即是梁启超及其立宪派骨干。
如前所述，当时清廷中枢分新旧两大派系。旧派是继承慈禧衣钵的顽固势力，其代表人物是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度支部尚书载泽、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等，皆为袁世凯死党。新派反对袁世凯出山，主张君主立宪，与梁启超关系至密，代表人物载涛、载洵外，还有军咨使良弼、民政部尚书善耆等，在康梁立宪派的策动下，他们极力扶植新军领袖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以壮大势力，压制袁党。光绪死后，梁启超抓紧派人活动载涛等握有军权的上层人物，使宫廷政变的密谋逐步成熟：一方面抓住宫廷禁卫军，一方面抓住近畿“新军”领袖，京南是驻保定的吴禄贞，京东即是驻滦州的张绍曾。
1910—1911年间，梁启超曾派汤觉顿、许佛苏、罗瘿公、麦孟华、徐勤、潘若海等党人先期在国内及京中运动，并派汤觉顿秘密潜回奉天(沈阳)、大连等地，与吴禄贞、蓝天蔚等北军中要人联络。
为谋开党禁、归国理政，两年之间，梁启超联络的朝廷亲贵及地方督抚大员即包括载沣、载泽、载涛、良弼、张之洞、袁世凯、张鸣岐、岑春煊、赵尔巽、端方、戴鸿慈、善耆、张謇、汤寿潜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