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加紧了实施政变计划的步伐，派人回国积极运动，幻想凭借国会之力控制政变后的京中局势，夺取北京政权而挟制天下;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拟运动南方地方督抚自立以杀革命党之势，“声称其不接济北军，如是则革命党引以为友，无所用其煽动，而北京益危，自不得不从吾策。”(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1页《梁启超致徐勤书》)梁启超的策略是通过运动地方督抚自立来控制革命党的势头，只要地方督抚不接济北军，则革命党就会引以为友，这样，北京孤立，自然给立宪派控制京中局势带来了机会。
老同盟会员韩锋在《武昌起义后在京党人的活动》(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二版)一文中对梁启超与满族亲贵的秘密联络有详细描述：“张绍曾与君宪党梁启超至有交情”，“当政局动荡时，任公(即梁)曾召集汤济武、林长民等‘君宪党’人会议，载涛、善耆、良弼等亦派有代表列席。会间多主张催促清廷即刻颁布宪法。会后，载涛派人与任公磋商：满人有不少顽固徒，不容易平平稳稳颁布宪法。能不能找一个据有兵权的人，加入君宪党内”，“然后仿效楚国大夫‘鬻拳兵谏’(武装威胁朝廷纳谏)，以威力强迫清廷即刻颁布宪法，他(指载涛)愿为后盾”，“于是，张敬舆遂由任公介绍，列名君宪党中”，“任公更假庚戍俱乐部的名义，草拟宪法一十九条，就中第一条为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第二条为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这十九条宪法草案曾先经载涛过目，才由任公密付敬舆，嘱其指使少数官兵哗变，扣留南下军实，然后派员将草案赍送北京，促朝廷颁布。”“后来敬舆遵照任公的计划做去，并派骑兵管带率骑兵二十名驰抵北京，赍送这项表章和宪法草案。”这便是梁启超与满族亲贵载涛等人密谋的计划。这里的张敬舆正是新军领袖、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
此文所述与《梁启超年谱长编》中的相关史料可相互印证。事实上，辛亥之前，两宫(指慈禧、光绪)驾崩后，梁启超即曾派人频繁活动于京中，与朝廷亲贵秘密联络，联络事宜主要有：运动开放党禁、请愿开国会等。其运动的门径是载涛、载询洵、善耆等高层，由此，梁启超也与此诸人建立起了秘密联系。然而，开党禁、请愿国会等事最终因袁世凯、载泽等的阻挠而归于失败，这更加深了梁启超发动宫廷政变的想法，试图通过朝廷亲贵中握有实权的载涛等人，驱逐以袁世凯、奕劻、载泽等为代表的顽固派势力。而在与载涛等人密商后，梁启超则形成了一个成熟的绝密军事计划：即通过运动张绍曾等北军将领，发动兵谏，对清廷形成逼迫之势，进而胁迫清廷召开国会，实行立宪。
“滦州兵谏”实际上是立宪派首领梁启超和皇族大臣载涛等共同策划的一次宫廷政变密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与革命党在推翻清王朝方面是基本一致的，但最终目的不是建立共和，而是实行立宪。而且这一密谋已预定借九月初永平秋操之机来发动。
1911年春，陆军部所属“军咨处”升格为“军咨府”(相当于后来的“总参谋部”)，载涛为首任“军咨大臣”，“永平秋操”就是他就任后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正是集结新军除掉旧党的大好时机。当然，此密谋鲜有知悉者，连梁启超在给立宪派骨干徐勤的这封信中，也只是说“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观之事”“一切布置皆略备矣”，徐勤求他明言，梁回信：“议事秘密，不欲道尔!”直到武昌起义后，他才告诉了徐。
三、“滦州兵谏”与清廷的妥协
事情源于北洋新军第六镇的秋操演习。
清军准备于1911年6月(实际日期为9月16日)在直隶永平滦州一带举行秋操演习。蓝天蔚与吴禄贞、张绍曾在一次秋操准备会议上会面，三人密商：“乘此秋操，新军实弹射击，先将禁卫军扫清，再整军入京，密约武汉同时举兵，使清廷首尾难顾，一举灭之。”也就是说，这一计划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这就意味着，没有这次兵谏，便不可能有武昌起义。
是年8月，梁启超由日本密函在京立宪派骨干，告知“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喜之事”，所指的即是通过“滦州兵谏”实现宫廷政变。可以说，“滦州兵谏”由梁启超一手策划，但为了保密，他在信中并未详细提及。
9月16日，摄政王载沣校阅禁卫军，准备秋操。此时，同盟会与立宪派双方均加紧部署起义。
正当北方的新军准备在秋操演习时发动起义之际，湖北的革命党人也正抓紧筹划起义。南北两方革命党人联系后，决定“待北方秋操进行后，南北两方同时举事”，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然而，一系列突发事件促使湖北革命党人提前发动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打响了摧毁清王朝的武装起义的第一枪。辛亥革命爆发，举国震动。
为了稳住“士官三杰”，清廷立即下令停止秋操，并令吴禄贞脱离第六镇本部前往滦州“宣慰”，驻守保定。吴禄贞到达滦州后，张、吴、蓝秘密谋划，以滦州张部为第一军，奉天蓝部为第二军，保定吴部为第三军。一军奔丰台，三军赴长辛店，二军出山海关策应，三路直逼京津，一举推翻清王朝。
10月27日，张绍曾和蓝天蔚等根据梁启超的战略部署，屯兵滦州，联名电奏清廷，提出实际由梁启超起草的“请愿意见政纲十二条”，要求在当年之内“立开国会”，由国会起草制订宪法，“君主不得否决之”，“特赦擢用革命党人”等。这个电报实际是一道最后通牒，威胁清政府要把多年来拖延未办的大事在两个月内全部办完，否则马上杀奔北京。
10月28日晨，梁启超急电国内“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张绍曾派骑兵进京赍送奏章。在武昌起义爆发之际，手握重兵的张绍曾、蓝天蔚等高级将领提出这样的政纲，不啻是给清王朝当头一击，迫使清王朝不得不下罪己诏，颁布“重大信条十九条”(当然，此“政纲十九条”与梁启超所拟的“政纲十二条”有所出入)，完全接受这个政纲。
10月29日—31日，革命党人彭家珍敦促张绍曾截扣军火。梁启超也作出“扣留南下军火”的决策。吴禄贞派张世膺来滦州，“强张绍曾截之”，清廷高层更加恐惧不安。
清廷接到张绍曾领衔的“兵谏”奏章后，觉“兹事体大，立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新旧两派争论激烈。以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为首的旧派反对实行君主立宪及开放党禁，他们极力反对兵谏和“十二条政纲”，主张严惩张绍曾。而以军谘府大臣载涛为首的新派则主张改革政治，开放党禁，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主张暂准张绍曾所请，建议派与张绍曾关系密切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去滦州“抚慰”。
最后，新派主张占了上风，在张绍曾的奏折送上去的当天，清廷即连下几道“上谕”：一是命资政院起草宪法;二是摄政王载沣以小皇帝宣统名义下“罪已诏”，自责“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并表示，“誓与我国军民维新复始、实行宪政。”三是下令释放自戊戌政变以来的一切政治犯;四是下令嘉奖张绍曾，授以“侍郎衔”(杜春和编《辛亥滦州兵谏函电资料选》)。接着，11月1日(旧历九月十一日)又宣布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内阁免职，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命他“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迅即筹划改良政治一切事宜”(见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180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1月3日(九月十三日)，资政院即匆忙起草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上奏清廷。规定成立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制，皇帝的权力以宪法的规定为限度，国会有制宪、改宪、选举内阁总理大臣，宣战、媾和及决定财政等权力。还规定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长官，皇室经费听由国会决议，皇室大典由宪法规定等等。11月8日(旧历九月十八)，《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正式公布并择期“宣誓太庙，以资信守”。
由此，君主立宪制度在张绍曾等人“兵谏”威胁之下，仅仅几天就实现了。这个转变的历史意义可谓是划时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