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梁启超的宫廷政变计划
——另一视角考察辛亥革命领导人问题
一、一封密信中的政变计划
1911年10月21日(九月初八)，也即在武昌起义爆发(10月10日)后，梁启超写给立宪派骨干徐勤(字君勉)一封万言密信，详述两年来与满族亲贵来往情形及辛亥年的宫廷政变计划：
昨晨发一书，今日又发一电，文云：“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国可救，否必亡。机已得，任即行，待数万押会所，电济。泣血叩。”想已达……
两年以来，朝贵中与吾党共事者惟涛、洵两人而已，而洵实无用，可用者惟有一涛。而涛与泽地位相逼，暗争日甚。去年解禁之议，涛、洵争之不下十次，而梗之者则泽也。泽与庆结，泽夫人为太后之妹，日日出入宫禁，老摄废物，畏蜀如虎，故使泽势大张。泽遍布私人，如张謇、郑孝胥之流，皆为之鹰犬，而外复与袁结，务欲蹙涛于绝地。……故数月来，惟务多布吾党入禁卫军，而外之复抚第六镇(驻保定)之统制吴禄贞为我用，一切布置皆略备矣。吾两月前致兄书，谓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喜之事，盖即指此。……(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0-362页《梁启超致徐勤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这封密信，是解开1911年梁启超试图发动宫廷政变、策动滦州兵谏进而逼迫清政府交出政权、实行君主立宪的重要证据，也为解开辛亥革命领导人疑案提供了重要证据。
信中所提及的“用北军倒政府”，即是梁启超于辛亥年前即谋划已久的运动北洋军倒内阁，进而达到彻底颠覆清廷顽固派、控制国会、进行政治变革、实现君主立宪的政变计划。此计划的完整表述是：“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八字方针。政变的具体内容是：“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一面勒禁卫军驻宫门，以备非常，即逐庆、泽，而涛自为总理，杀盛以快天下之心;即日开国会，当选举未集时，暂以资政院、谘议局全数议员充当国会议员，同时下罪己诏，停止讨伐军……”(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1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和袁，即与袁世凯言和;慰革，即在与袁世凯讲和的同时，安抚、稳定革命党;逼满，逼迫清帝退位;服汉，即以此令汉人信服，同时给汉人和满人权利一个完整、平等的交代，也即以君主立宪的形式开启新的国体和政体。此政变计划的目的是实行君主立宪，核心是“和袁”，即用袁世凯的北洋新军控制北京局势，以袁世凯统治取代清王朝摄政王载沣的统治，策略是通过政变，以立宪派控制国会，进而掌权。但，只联合袁世凯的北洋军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在此前后，南方革命党人的势力已经蓬勃发展，不能安抚革命党，则不能达到君主立宪的目的。故此，“慰革”是必要保证。
信中所说的“涛”，指军谘大臣载涛，“洵”指海军大臣载洵，“庆”指庆亲王、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泽”指度支部大臣载泽，“老摄”即光绪之弟、溥仪之父、监国摄政王载沣，此五人者，皆满清皇族，掌握了晚清的政治、陆军、海军、财政大权。其中，载涛、载洵、载泽皆主张君主立宪，但载涛、载洵倾向于康有为、梁启超立宪派，而载泽则倾向于张謇、郑孝胥立宪派，但载泽与载涛权争日久，斗争激烈，而载洵实无用，载沣虽然也为梁启超所拉拢，但软弱无能，实际权力掌握在庆亲王奕劻及载泽等人手中，而奕劻与袁世凯为同党，是清廷顽固派的代表人物。故所谓的发动宫廷政变，“勒禁卫军驻宫门，逐庆、泽”，即是以载涛所掌握的禁卫军驱逐载沣、奕劻、载泽等顽固派势力，并以载涛为总理。“杀盛”乃是指除掉当时力主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化而引发全国骚乱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继而召开国会，由立宪派所控制的资政院、咨议局议员充当国会议员，逐渐向国会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