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吴禄贞之死致梁启超归国受阻
然而，由于起义计划被泄密，清廷虽然在政治上做出了重大妥协，但在军事上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袁世凯将停放在滦州及奉天的全部车皮秘密调往北京，张绍曾等人原定的运兵计划遭到破坏。
跟随吴禄贞一起到滦州的陈其采是革命党人陈其美的弟弟，陈其美素以心狠手辣搞暗杀著称，陈此前曾在上海发动起义，并已经独立。吴禄贞以为陈其采必定追随陈其美的革命主张，没想到陈其美是清廷特地派来监视他的奸细。得知吴禄贞的真实意图后，陈溜回北京告密，清廷将滦州的火车车皮全部调走，这样起义军就无法进军北京，起义的计划再次破产。
此时，山西义军已经宣布起义。袁世凯得知吴禄贞等人的计划之后，明里笼络吴禄贞，暗里调动部队去山西剿灭义军，实际是削弱吴禄贞的兵权。吴禄贞当然不愿意，于是联合山西义军，组织燕晋联军，一方面从东西两侧夹击兵力空虚的北京，一方面截断南北交通，阻止袁世凯北上，夺取北京后，再与南方革命党合歼袁世凯，便可大告成功。
11月6日，吴禄贞率部到达山西、河北交界处——娘子关，与山西义军成立燕晋联军，公推吴禄贞为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山西义军率部沿京奉线西进，然后北上直取北京，并分兵扼守密云，防止宣统帝逃窜热河;并派兵把守京汉路上的黄河铁桥，阻止袁世凯北返，其主要部队顺京汉路北上。吴禄贞亲率第六镇和部分山西军直逼北京，一旦占领北京，立即全歼袁世凯部队。
11月6日晚，吴禄贞赶回石家庄，在电报局大楼召集中级以上军官开会，宣布7日凌晨起义。
此时，清廷和袁世凯也加紧了布局，采用了暗杀手段。袁世凯将此任务交由段祺瑞执行，段曾是新军第六镇统制，对第六镇情况了如指掌，与此同时，清廷亲贵以两万两白银收买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步周。
11月7日凌晨，马步周趁吴禄贞等人谋划战局，将其杀害，为了请功领赏，并将吴头颅割下，吴禄贞的助手周维桢和张世膺也惨遭杀害。
为了实施该政变计划，梁启超于该年的9月16日，乘坐日本天草丸号客轮，秘密抵达大连，企图在东北与同党熊希龄、蒋百里、吴禄贞等人会晤。
9月20日，梁启超抵达旅顺，当夜乘汽车抵达奉天(沈阳)，欲晤熊希龄，但此时熊尚在京，故未能见到，熊希龄致信梁启超，约其在大连见。将抵大连时梁曾致书长女梁令娴，述及自身情况：“此二日不见报纸，不知复有何变象，但使此一旬中，北京秩序不破，则吾事大可为也。拟今夕即乘车往奉，小住半月。先到滦州一宿，乃入京，或挟百数十军士往，亦未可知。”(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3页《梁启超致梁令娴书》)由此可知，梁启超对于此时京中局势亦不知情，盖因局势多变，未能把握。到大连后，梁启超又给梁令娴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已按预定计划将接到熊希龄的来信及派来接洽之人。但此时熊希龄尚正由北京返回奉天，与梁启超又错过了。“惟冢骨始终观望，迄今未到(据云二十到)，都中纯为无政府状态，斯最可忧耳。今所希望者，都中能于旬日内维持秩序，待吾到后事必可定，若此数日间无端生变，则未之如何也已。”(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3页《梁启超致梁令娴书》)信中所说冢骨即袁世凯。袁世凯直到此时仍未到京，处于观望状态。而梁启超是期盼袁世凯能早日进京稳定大局的。在梁启超看来，只有袁世凯能稳定京中大局。
熊希龄、蒋百里二人均为梁启超密友，蒋时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总参谋长，“梁与蒋见面数次，似有运动军队之接洽”。同时还“曾往见关东都督，请其电驻京日使，提议由日使团设法维持京城秩序。”
但没想到，局势变化太快，吴禄贞之死导致梁启超整个政变计划的挫败，也使得他的归国计划暂时落空。
滦州兵谏虽然失败，但客观上却促使袁世凯重新执掌权柄，立宪派丧失了掌握主动权的机会。见希望落空，梁在大连等地只能作短暂停留，即不得不折返日本。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为了笼络梁启超，任命梁为法律副大臣，并接连致函敦请梁归国执政。由于立宪派失势，梁启超觉得此时归国亦无望，遂坚辞不就。不过，相比于南方革命党，梁启超还是比较拥护袁世凯统治的。所以，他虽然一时不能归国，但他答应袁世凯，愿意在海外，以民间领袖的身份，转移国民舆论，为袁世凯的统治作舆论铺垫，但前提是，袁世凯必须实行立宪。
然而，局势比他预想的变化还要快。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执掌权柄之后，很快在南方革命党的压力下，南北和谈，袁世凯和孙中山各自被迫做出让步，孙中山辞任南京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提是实行民主共和制。但在立宪派看来，实行民主共和制是断断不可行的，尤其是康有为坚决不赞同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康为此写了一篇政论文章《共和政体论》予以批驳。故此，在梁启超等人的积极努力和运作下，各方做出妥协让步，接受康、梁提出的“虚君共和”方案。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行“虚君共和”是最不坏的制度选择。康、梁虽然在实际政治上未能如愿，但在政治精神上，却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五、袁世凯复出与梁、袁关系的风云变幻
辛亥年的政局变化，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即辛亥前后袁世凯的政坛起伏，这涉及康梁与袁的关系及梁启超政变计划的实施。
事情起源于袁世凯的被解职。1909年1月2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名，谕令袁世凯“回籍养疴”，也就是解除了袁世凯的官职，袁世凯由此大权旁落，远离京师。
袁世凯为什么会有此一劫呢?
按照一般流行的说法，光绪之弟、摄政王载沣对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告密出卖光绪帝的行为深怀仇恨，为替兄报仇而罢袁回籍，但没有注意到载沣因事涉帝、后是非而不敢翻戊戌旧案之苦衷。载沣初拟杀掉或治罪袁世凯，后接受世续、张之洞意见，决定罢袁回籍。袁世凯被罢免，起因于载沣是基本可以肯定的，但载沣不能因私仇而给袁定罪。
事实上，从载沣初涉政坛开始，载沣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就处于紧张之中。光绪帝、慈禧太后死后，载沣摄政，握有重权的袁世凯成为载沣专权的障碍。满族权贵们经过密谋，很快确定了袁必须下台的方针。而发生于袁世凯被罢前夕的一系列偶然事件，则为载沣罢袁提供了有利时机。1909年12月月7日，载沣召见曾于9月9日弹劾袁世凯“权势过重”并于是日再度上折提醒载沣谨防“事权旁落”的御史江春霖;12月8日—9日，为中美互派大使问题，袁世凯和载沣、张之洞发生激烈冲突;12月10日，袁世凯又因财政问题惹恼载泽和载沣;12月10日至15日，支持袁世凯的首席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事务庆亲王奕劻告假，朝堂上少了一个罢袁的反对者。12月11日，御史赵炳麟、给事中陈田分别上奏弹劾袁世凯权高震主，结党营私，不宜继续担任军机大臣。这一系列事件交织在一起，促使载沣作出罢袁决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系列因素的推动，载沣应不会选择这个时间罢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