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曰垓与护国战争（1915—1916年）（三）(2)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及停战相持

　　第一军由于后援不力，强敌压境，形势不利，前方战事吃紧万分。3月初，第一军退扼百节滩、瞿坝驿、三百梯诸要塞，经过短期休整的，在三层铺、牛背石一带发动一次总反攻，取得重大胜利。冯玉祥鉴于全国反袁运动高涨，不愿再战。同时，黔、桂、粤诸省不稳，先后宣告独立，长江下游各省持观望态度，有消息说日本准备承认护国讨袁各省为交战团。加之冯国璋、李纯、靳云鹏等人密电袁“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袁世凯感到北洋军阀集团已分崩离析，走头无路，采取缓冲策略，于3月22日下令取消帝治，以缓解反对之声。袁仍居大总统位，于3月25日借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名义，致电护国军蔡锷、唐继尧、陆荣廷：“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要求停战，商议善后。并密令四川将军陈宦与蔡锷谈判休战。陈宦拍电给蔡锷“务恳推怀悲怜，迅赐分电各路贵军，即日停战，一经俯允照办，即可安筹善后，盼先示覆，无任依驰。陈宦叩泌。”提出从3月31日到4月6日自己先行停战一个星期。

　　为此，蔡锷复电“滇省举义之初，亦不过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奸佞而止。不图袁氏不省，致构兵祸，数月以来，生灵涂炭，言之悲哽。”准予自4月7日起停战一个月，“尚望飞饬前敌各队勿稍冒进，勉起冲突，为幸。”并规定了四条停战规约，以为回答。

　　对袁政府的停战建议，护国军方面持较高警惕。此外，陈宦又两次派人来言，主张一致倒袁，而行联邦之制，并推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中之一人为继任总统。蔡锷亦复道“袁氏继充元首，于纪纲法律，于对内对外之威信，有无窒碍？即置纪纲法律及国家信用于不顾，而委蛇迁就，将来翻云复雨，谁复为之保障？”袁氏必去总统位，继任总统“应召集国会，依法选举，无论为黎为段为冯为徐，均无不善。凡此数端，皆关国家大计”，及政治问题留待后商。至此，战事略告一段落。之后双方转入政治商讨，但军事仍保持对峙局势，成胶着局面。

　　停战期间，驻扎泸州与护国第一军正面隔江对峙的袁军精锐张敬尧之一部，曾被护国军顾品珍（第三梯团长)所部敢死队肉搏歼灭，导致张消沉，无心再战。为了分化袁军力量，蔡锷派刘云峰（第一梯团长，与张是同乡曾相识）设法与张通话约谈。到期，刘简装过江至张营，交换意见，商取办法，共议条件。张表示他亦反对帝制，但军队以服从为主，不得不作违心之战。张提出袁下台后应拥段祺瑞为总统的条件，否则不反袁。对此，刘不敢决定，乃返回向蔡请示，蔡不同意。

　　时蔡驻节大洲驿，召前线诸将商议对策，李曰垓也自永宁来参与策略计议。当时，护国军内部因后援断绝，唐继尧置之不理，实不能继续作战。自入川后，唐继尧从未按议支援前方，致斗志消沉，第一军诸将领屡述自身当前既无弹粮饷补给又无兵员补充危机，请求蔡答允张提条件，解除对峙，宣布休战，蔡初不允仍坚持作战到底，乃召前线诸将商议对策。面对如此处境，李曰垓分析当时袁未下台，我军目的未达，且护国军内部后援断绝枪弹匮乏之局势，说道：“我军此来，意在讨袁，袁氏未去，任务未了，据理而言，自应作战到底。然而，吾辈统率者系云南子弟兵，今弹尽粮绝，进退维谷，幸战而获胜，我们自不愁出路，不幸有失，个人之牺牲犹不足恤，万千子弟，无罪而委诸沟壑，我们将何以对滇中父老!”言下凄然欲泣，众亦黯然。良久，蔡乃问李：“你的意见如何办？”李认为“外交之事，惟利是视，善运用者有时或得其益，不能专倚之以自重。”并说：“张敬尧为曹部精锐，曹有异动，袁志必沮丧，加以全国之声讨，彼内外交迫，必定去位。张提条件，从策略而言，无妨暂允洽商，以观后变，再作区处。”“可不战而达目的”。蔡遂决定同意此意。并针对4月1日袁世凯再用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的名义向护国军提出的议和六条（此六条为袁自拟，黎没有过问，段不肯表示意见，只得到徐一人的支持），由李曰垓针锋相对拟出袁世凯必须照办的六条议和款，义正宏词规定：袁世凯退位可免一死但须逐出国外、诛帝制祸首附杨度、王揖唐等十三人以谢天下、依照《约法》推举大总统、护国军用兵费六千万和军队驻地处理等，于4月中旬由蔡签发。

　　5月6日期满后，又展期一月。这期间事态的发展果如李曰垓所料。蔡锷劝陈宦宣布独立，并对陈宦、张敬尧等北军将领反复说服。之后，张敬尧回复蔡，申述个人主张，表示决不为项城（袁世凯别名项城）一人争总统，倒袁之意遂决。曹锟闻张有变，主意亦随之动，袁世凯处于进退维谷之势。陈宦起先表示有困难，之后终于5月22日发电致袁世凯请即日宣告（总统）退位，与袁断绝关系，并发布四川正式独立，改称自己为四川都督。张的电报和川局之变化对袁世凯打击甚大，致袁接陈电报后竟气晕倒。

　　袁世凯气亡护国战争结束

　　护国第一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能以少击众，以弱胜强，取得辉煌战果。其间，陕、川、湘等省相继义举，在全国各地讨袁护国的声浪中，6月6日袁世凯气逆身亡。川战双方乃于6月10日撤兵，护国之战至此结束。

　　维护共和是云南人民和全国人民的人心所向。李曰垓后来离川沿长江而下，访问民众，得出这样的结论：护国军除了军纪严明诚朴勇敢，袁军军纪败坏堕落腐化之外，胜败的总原因在于人心之得失。他在所著《客问》中写道“潮流不可违，武力不可恃，人民不可欺。”“袁氏如不失人心，则护国军亦无能为役，此则不易之论也。”

　　黎元洪于6月7日就任大总统，29日宣布遵守《临时约法》召开国会，恢复国务院，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6日令改各省都督为督军，民政长改称省长。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统领四川军、民两政。戴戡为川东巡阅使。任罗佩金为广西省长，意在调罗出四川，削弱滇军在川力量，蔡以川局势需要将罗留下。

　　岑春煊、梁启超等曾于5月7日在肇庆设军务院，全称为“中华民国军务院”。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蔡锷、李烈钧等十人通电称：大总统（注指袁世凯）因故不能执行职务,国务院亦须经国会同意才能组织，故特暂设军务院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全国庶政,俟国务院依法成立时，军务院即当裁撤。并宣布以岑春煊、梁启超、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蔡锷、李烈钧、陈炳焜九人任军务院抚军长。7月，在黎元洪宣布召开国会组织国务院后，岑、梁等13人通告宣布军务院使命已完成，撤消军务院，国家一切政务听由元首、政府、国会主持。（《护国运动资料选编》。）

　　蔡锷喉疾离川和战后安排

　　蔡锷劳苦过度喉疾渐发，常驻大洲驿休养。当时成都仍为袁党周骏所据（袁世凯在死前提升重庆镇守使周骏为将军进兵成都，于6月16日占领成都），护国军浴血奋战之果，岂能让帝制余孽占据，蔡派护国军右翼军总司令罗佩金率顾品珍、赵忠奇、刘云峰三个梯团进攻成都。罗率部经三次激战，击溃周调集袭犯成都之全部川军进入成都。护国军纪律严明受成都人民欢迎，军民请蔡锷西赴成都就职，罗电请蔡锷于7月29日抵成都。（谢本书《蔡锷传》）。是时，蔡锷喉疾已深，急欲从军政务中脱身，以专注治疗，对复杂的川情筹办善后，令罗佩金代行督军职务、李曰垓为督军署秘书长、韩凤楼为总参谋长。对护国军作相应整编，梯团编为师。第三梯团编为第六师，师长顾品珍兼成都卫戍司令、范石生为参谋长。第二梯团编为第七师，师长赵又新，参谋长杨森，旅长朱德、金汉鼎。（注此时川的军为五个师编制）。

　　蔡锷在成都十余日中，初步诊断为喉结核，因当地无治疗条件，乃决定请假治病，去沪寻医，中央政府同意蔡锷离职治病，病愈仍回川任督军。由于李曰垓具备“众醉独醒”（李烈钧语）的政治洞察力，蔡初拟荐李曰垓为四川省长助罗共理川局，但段祺瑞为削弱滇军在川力量，趁蔡锷离开，欲调罗佩金到广西，蔡不允，只得任罗佩金为四川代督军，而省长则用梁启超系的戴戡当任，将李曰垓调出四川，任云贵川矿务督办。这样，段祺瑞不仅拆散了护国第一军的三位领导核心，还埋下将来挑起川滇黔内讧的伏笔。（戴戡早年为梁启超系进步党理事，曾任贵州民政长、巡按使，护国起义来昆前在京任参议院参议，与蔡锷交厚。梁不愿蔡锷走后失去对川局的影响力，故力荐戴戡，而段祺瑞认为戴容易对付，正好利用梁启超之荐达到自己逐步控制四川之意图。）

　　蔡锷布置初定，于8月下旬离成都启程去沪，由梁启超按排就医，九月转赴日本，住福冈医院继续治疗。蔡忧心四川局势，10月中召正在日本的周钟嶽到福冈医院，（此时，段祺瑞政府任命已下，李曰垓离川去北京见总统黎元洪。）蔡交待周：“镕先（罗佩金）在川，事务繁重，子畅（李曰垓）已去，赞助无人，”“川事复杂，处理繁难，恐非镕先所能摒挡”，让周去川“且系为吾护理，如果病痊，仍须复职（指蔡自己），兄助镕先，即为助我”，望周钟嶽“早日前往相助为理”。（周钟嶽《惺庵回顾录》）

　　蔡锷在离川前后，对滇黔湘的唐继尧、刘显世（贵州督军）、程潜（湖南招抚使）的推诚挽留一一回电婉谢，表明“今兹之退”“一以偿凤愿，一以病驱，难胜繁剧”“纵公等欲强锷原拟问世，试问世界焉有哑人而可以当政局潮流之冲者欤。”并对唐继尧欲图川不撤回滇军之心规劝道“所最宜注意者，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澈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慝所挟持，实为公私两济。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队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尅期出发。锷诚愚陋，实不解命意所在。近则竟与川军冲突于宁远矣。若竟徇某君等一意孤行，必致败坏不可收拾，将何以善其后。锷为滇计，为蓂公计，不忍不告，务望力图设法挽救是幸。”（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但唐继尧未听蔡的劝告，执意奉行强滇弱川，扩大滇军。在蔡锷离开成都后，从云南招募新兵徒手开赴四川，取用成都兵工厂的枪械装备之，等于把成都兵工厂掠为己有，先后共装备新编了滇军四个旅，派驻滇川交界，由他个人指挥。（见《护国军中见闻二三事》李丕章）这是唐、蔡在为国家亦或为私慝上的分歧。亦是护国滇军诸将领包括李曰垓与唐继尧的分歧所在。